日本的社會心理
集團主義
日本社會的最大特徵之一，就是集團主義。日本人向別人自我介紹時，往往先介紹自己所屬的團體或公司，而不是自己的工作性質－－如記者、工程師、司機等。而別人所最關心的，也是你所屬的團體。
這種集團主義存在於日本社會的每個角落，其中最傳統、最普遍的概念就是「家」的概念。中國人的家族觀念雖然很強，但是跟日本的「家」的觀念卻不盡相同。中國人的家族觀念的中心思想是，父系血緣（姓）的延續（傳宗接代）。日本的「家」，是一個生活共同體；對農民而言，是經營體。而其「家成員」大多是由家長及其家屬所構成，但也可能包含家屬以外的成員。
換言之，日本的「家」，是一個以居住（共同生活）或經營體為範圍所構成的社會集團。因此，不但沒有血緣關係的人也可以當接班人或繼承人，連家裡的傭人或管家也能夠堂而皇之的構成家之成員，並享有家屬成員之同等待遇。
在從前的日本，經常可以看到讓管家入贅，並繼承家業。這種入贅養子，其地位比已分家的兄弟還來得重要。同樣的，媳婦也比有血緣關係的女兒或姊妹來得重要。這種「家」的集團特色，也表現在日本的大企業上。
日本的大企業本身就是一個大家庭。而且公司的機能延伸到員工的私生活。例如：員工宿舍的生活，員工家屬康樂活動會，婚喪喜慶等之賀禮、訃儀等，都是公司制度的一部分。「愛社（公司）精神」的強弱，被視為企業管理優劣的指標。其最終目的，無非要員工將身心全交給公司。
在此狀況下，因為員工與其他同業缺少橫的聯繫，所以就難以跳槽到別家公司。和其他的國家比起來，日本農村的孤立性及集團性都極為顯著。從前日本農村裡存在著的「村八分」就是最好的例子。所謂的「村八分」，即全體村民與某一生活秩序破壞者絕交的意思。
在村落裡，若有人破壞了生活秩序，則經過村落會議決定，將他加以制裁或放逐。在從前那種封閉的農村社會裡，絕交或放逐等於宣布一個人的死亡。 由於過分強調一體感，結果就造成團體的孤立性及封閉性，同時加深了集團與集團之間的鴻溝。在這種社會組織之下，自然而然的就產生「內」與「外」的歧視意識。
「內」與「外」
內與外的意識經過不斷的強化，「圈外」的人就變成好像不是人一樣。當日本人和自己人在一起的時候，對其他的人就非常冷漠無情。特別在對方處於劣勢的時候，敵意與優越感就油然而生。這也就造成了日本人的「非社交性」。中國人遇到一個陌生的團體，通常會以宗親、同鄉等關係來製造接觸機會，不會如同日本人，只因為不認識對方，就把對方列為毫不相關的圈外人。說起來，這種圈內意識其實是一種村落式的封閉區域性。換句話說，對圈外的世界不甚了解。因此造成了屬於某派閥的政治家，對於其他的派閥完全不了解，反而要政治記者來提供其他派閥的資訊。學者或知識份子所組成的團體，也因為圈內獨特的術語，造成與其他同範疇的團體間溝通的困難。連日本人之間都不能溝通，更惶論國際意識了。通常，日本人只屬於一個集團，不像中國人或印度人可同時屬於兩三個集團。正因為如此，在集團內時間的長短，就變成一個很重要的因素。一間大企業的職員，若被調到海外，則被視為將來歸隊時的不利因素。
縱向社會－－主從關係
日本人因為將身心全部投入集團裡，所以自然無法和其他的集團做橫向的溝通。可是在集團裡，其縱向的聯繫－－主與從的關係則非常堅強。在日本的社會裡、這種主從的從屬關係到處可見。在日本的公司裡，最重要的不是個人的能力，而是年紀、年資與學歷。因此就有「年功序列」制度的產生。在任何場所，日本人都會為自己的排行找個定位，然後依此定位去決定自己的座位、發言的秩序與數量、以及使用複雜的敬語與謙虛語。在東方的社會，本來就極為重視「長幼有序」的上下關係，但唯有日本人在學術性的討論中，不敢反駁自己的前輩。在學校裡，學長（姊）對學弟（妹）更有我國所沒有的權威。
１ 家元制度
家元制度是在插花、茶道、日本國樂、舞踊、歌舞伎、能、狂言等，幾乎所有的日本古典演藝社會中，一種演藝團體（流派）的組織。「家元」本來是指在武士社會中，各血緣、宗親中的本家（正宗）的意思。但是到了近世封建社會（１６２４～４４），其意義則演變成各宗派的本家或其掌門人的意思。家元制度具有三個社會特徵。（１）師生間是一種擬制的家族結合與主從結合。其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弟子住在老師家裡接受教育。（２）每一「家」的家格（階級、層次）的高低關係，是以其自立門戶時間的長短，及與本家關係的密切與否來區分。（３）由家元－直傳弟子－在弟子等的師生關係所構成的身分階級關係，以及各師生集團的派閥關係。在經濟方面及觀念方面支撐家元制度的，就是執照的發行。執照分初傳、中傳、奧傳、密傳等４～１６個等級。要取得執照就必須繳納許可費，這許可費由家元及直傳弟子６＼４分或５＼５分。由於執照是由世襲的家元所獨占，因為對外不公開，因此形成一種神秘的權威。
義理人情
「義理人情」的觀念，原本發源於封建時代。可是即使在今天，日本人還是很喜歡戲劇、電影、演歌、浪曲中的義理人情主題。義理人情是由「義理」及「人情」二詞所構成的。所謂義理，就是在社會生活中，與別人交往的道德規律。也就是親子、主從、師生等上下關係，及友人、鄰居等對等關係之間所必須遵守的道義。譬如說「有恩必報」就是最典型的義理，反之則稱欠缺義理。而所謂人情，就是對自己家人的親情或人倫。因此，義理與人情經常處於對立的狀況。一般日本人都認為義理比人情（親情、人倫）還來得重要。為了對君主的義理而殺死自己的孩子，就是尊重義理而壓抑人情（親情、人倫）的最典型的例子。而日本人經常處於夾於義理與人情之中的痛苦抉擇。在江戶時代，以義理人情為題材的文藝作品，數量頗多。其中以近松門左衛門的殉情作品，最擅於描寫夾於義理與人情之間的痛苦。近松的故事裡，描寫一個商人因為迷戀一個妓女而破產，他們倆人無法分開，但又不能結合，最後只好殉情而死。這故事裡的人物，都各自處於義理與人情的夾縫中，每個人都在痛苦的抉擇中掙扎，最後只好以殉情來尋求解脫。江戶時代的人們，為此而大受感動。雖然在現代社會裡，再也不需要這種封建時代的義理人情，但時至今日，秘書為老板脫罪而自殺的例子仍時有可聞。
集團主義與心理結構
１ 恥辱的文化
美國的人類學家潘乃得（Ruth Benedict 1887-1948），在其名著『菊花與日本刀』之中，將日本人的文化定義為「恥辱的文化」，而西方人的文化則是「罪的文化」。潘乃得說，西方人的行為若是違背唯一最高神的意旨，則會產生罪惡感，良心因而受到制裁。只有對神懺悔與贖罪，才能消除良心的罪惡感。相反的，若日本人犯了惡行，其最大的制裁，即在其所屬的集團中遭受恥辱與嘲笑。這種制裁，並不因為懺悔而得到消除。反言之，只要能避免在團體中遭到恥辱，那麼即使犯了惡行，也不用擔心接受制裁。雖然潘乃得忽略了日本人也會接受良心譴責的事實，但其所言大致不差。
２ 撒嬌的心理
日本精神科醫生土井健郎教授在其『撒嬌的結構』（１９７１）中指出，「撒嬌」是了解日本人人格構造的關鍵詞。這種「被動的愛情希求」的心理狀態，固然也存在於外國人的幼兒期；但成年之後，只有日本人仍暗中期待撒嬌的效果，並且經常表現出撒嬌的傾向。日本人接受別人的幫助或禮物時，並不能單純的表達感謝之意，而是表現出與「對不起」同義的「不好意思」（SUMANAI）。這是因為日本人認為，別人幫助自己時，多少會費一些心思，所以用「對不起」＝「不好意思」來表示不願失去對方的善意，這即是一種撒嬌的心態。在精神醫學中，日本人經常可以見到對人恐怖。
日本社會的最大特徵之一，就是集團主義。日本人向別人自我介紹時，往往先介紹自己所屬的團體或公司，而不是自己的工作性質－－如記者、工程師、司機等。而別人所最關心的，也是你所屬的團體。
這種集團主義存在於日本社會的每個角落，其中最傳統、最普遍的概念就是「家」的概念。中國人的家族觀念雖然很強，但是跟日本的「家」的觀念卻不盡相同。中國人的家族觀念的中心思想是，父系血緣（姓）的延續（傳宗接代）。日本的「家」，是一個生活共同體；對農民而言，是經營體。而其「家成員」大多是由家長及其家屬所構成，但也可能包含家屬以外的成員。
換言之，日本的「家」，是一個以居住（共同生活）或經營體為範圍所構成的社會集團。因此，不但沒有血緣關係的人也可以當接班人或繼承人，連家裡的傭人或管家也能夠堂而皇之的構成家之成員，並享有家屬成員之同等待遇。
在從前的日本，經常可以看到讓管家入贅，並繼承家業。這種入贅養子，其地位比已分家的兄弟還來得重要。同樣的，媳婦也比有血緣關係的女兒或姊妹來得重要。這種「家」的集團特色，也表現在日本的大企業上。
日本的大企業本身就是一個大家庭。而且公司的機能延伸到員工的私生活。例如：員工宿舍的生活，員工家屬康樂活動會，婚喪喜慶等之賀禮、訃儀等，都是公司制度的一部分。「愛社（公司）精神」的強弱，被視為企業管理優劣的指標。其最終目的，無非要員工將身心全交給公司。
在此狀況下，因為員工與其他同業缺少橫的聯繫，所以就難以跳槽到別家公司。和其他的國家比起來，日本農村的孤立性及集團性都極為顯著。從前日本農村裡存在著的「村八分」就是最好的例子。所謂的「村八分」，即全體村民與某一生活秩序破壞者絕交的意思。
在村落裡，若有人破壞了生活秩序，則經過村落會議決定，將他加以制裁或放逐。在從前那種封閉的農村社會裡，絕交或放逐等於宣布一個人的死亡。 由於過分強調一體感，結果就造成團體的孤立性及封閉性，同時加深了集團與集團之間的鴻溝。在這種社會組織之下，自然而然的就產生「內」與「外」的歧視意識。
「內」與「外」
內與外的意識經過不斷的強化，「圈外」的人就變成好像不是人一樣。當日本人和自己人在一起的時候，對其他的人就非常冷漠無情。特別在對方處於劣勢的時候，敵意與優越感就油然而生。這也就造成了日本人的「非社交性」。中國人遇到一個陌生的團體，通常會以宗親、同鄉等關係來製造接觸機會，不會如同日本人，只因為不認識對方，就把對方列為毫不相關的圈外人。說起來，這種圈內意識其實是一種村落式的封閉區域性。換句話說，對圈外的世界不甚了解。因此造成了屬於某派閥的政治家，對於其他的派閥完全不了解，反而要政治記者來提供其他派閥的資訊。學者或知識份子所組成的團體，也因為圈內獨特的術語，造成與其他同範疇的團體間溝通的困難。連日本人之間都不能溝通，更惶論國際意識了。通常，日本人只屬於一個集團，不像中國人或印度人可同時屬於兩三個集團。正因為如此，在集團內時間的長短，就變成一個很重要的因素。一間大企業的職員，若被調到海外，則被視為將來歸隊時的不利因素。
縱向社會－－主從關係
日本人因為將身心全部投入集團裡，所以自然無法和其他的集團做橫向的溝通。可是在集團裡，其縱向的聯繫－－主與從的關係則非常堅強。在日本的社會裡、這種主從的從屬關係到處可見。在日本的公司裡，最重要的不是個人的能力，而是年紀、年資與學歷。因此就有「年功序列」制度的產生。在任何場所，日本人都會為自己的排行找個定位，然後依此定位去決定自己的座位、發言的秩序與數量、以及使用複雜的敬語與謙虛語。在東方的社會，本來就極為重視「長幼有序」的上下關係，但唯有日本人在學術性的討論中，不敢反駁自己的前輩。在學校裡，學長（姊）對學弟（妹）更有我國所沒有的權威。
１ 家元制度
家元制度是在插花、茶道、日本國樂、舞踊、歌舞伎、能、狂言等，幾乎所有的日本古典演藝社會中，一種演藝團體（流派）的組織。「家元」本來是指在武士社會中，各血緣、宗親中的本家（正宗）的意思。但是到了近世封建社會（１６２４～４４），其意義則演變成各宗派的本家或其掌門人的意思。家元制度具有三個社會特徵。（１）師生間是一種擬制的家族結合與主從結合。其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弟子住在老師家裡接受教育。（２）每一「家」的家格（階級、層次）的高低關係，是以其自立門戶時間的長短，及與本家關係的密切與否來區分。（３）由家元－直傳弟子－在弟子等的師生關係所構成的身分階級關係，以及各師生集團的派閥關係。在經濟方面及觀念方面支撐家元制度的，就是執照的發行。執照分初傳、中傳、奧傳、密傳等４～１６個等級。要取得執照就必須繳納許可費，這許可費由家元及直傳弟子６＼４分或５＼５分。由於執照是由世襲的家元所獨占，因為對外不公開，因此形成一種神秘的權威。
義理人情
「義理人情」的觀念，原本發源於封建時代。可是即使在今天，日本人還是很喜歡戲劇、電影、演歌、浪曲中的義理人情主題。義理人情是由「義理」及「人情」二詞所構成的。所謂義理，就是在社會生活中，與別人交往的道德規律。也就是親子、主從、師生等上下關係，及友人、鄰居等對等關係之間所必須遵守的道義。譬如說「有恩必報」就是最典型的義理，反之則稱欠缺義理。而所謂人情，就是對自己家人的親情或人倫。因此，義理與人情經常處於對立的狀況。一般日本人都認為義理比人情（親情、人倫）還來得重要。為了對君主的義理而殺死自己的孩子，就是尊重義理而壓抑人情（親情、人倫）的最典型的例子。而日本人經常處於夾於義理與人情之中的痛苦抉擇。在江戶時代，以義理人情為題材的文藝作品，數量頗多。其中以近松門左衛門的殉情作品，最擅於描寫夾於義理與人情之間的痛苦。近松的故事裡，描寫一個商人因為迷戀一個妓女而破產，他們倆人無法分開，但又不能結合，最後只好殉情而死。這故事裡的人物，都各自處於義理與人情的夾縫中，每個人都在痛苦的抉擇中掙扎，最後只好以殉情來尋求解脫。江戶時代的人們，為此而大受感動。雖然在現代社會裡，再也不需要這種封建時代的義理人情，但時至今日，秘書為老板脫罪而自殺的例子仍時有可聞。
集團主義與心理結構
１ 恥辱的文化
美國的人類學家潘乃得（Ruth Benedict 1887-1948），在其名著『菊花與日本刀』之中，將日本人的文化定義為「恥辱的文化」，而西方人的文化則是「罪的文化」。潘乃得說，西方人的行為若是違背唯一最高神的意旨，則會產生罪惡感，良心因而受到制裁。只有對神懺悔與贖罪，才能消除良心的罪惡感。相反的，若日本人犯了惡行，其最大的制裁，即在其所屬的集團中遭受恥辱與嘲笑。這種制裁，並不因為懺悔而得到消除。反言之，只要能避免在團體中遭到恥辱，那麼即使犯了惡行，也不用擔心接受制裁。雖然潘乃得忽略了日本人也會接受良心譴責的事實，但其所言大致不差。
２ 撒嬌的心理
日本精神科醫生土井健郎教授在其『撒嬌的結構』（１９７１）中指出，「撒嬌」是了解日本人人格構造的關鍵詞。這種「被動的愛情希求」的心理狀態，固然也存在於外國人的幼兒期；但成年之後，只有日本人仍暗中期待撒嬌的效果，並且經常表現出撒嬌的傾向。日本人接受別人的幫助或禮物時，並不能單純的表達感謝之意，而是表現出與「對不起」同義的「不好意思」（SUMANAI）。這是因為日本人認為，別人幫助自己時，多少會費一些心思，所以用「對不起」＝「不好意思」來表示不願失去對方的善意，這即是一種撒嬌的心態。在精神醫學中，日本人經常可以見到對人恐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