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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書(含篇章)及其他著作名稱	餘暉反照更斕斑-- 清代書法觀念論要
專書出版日期	2019-08-08
專書類別	紙本
是否為專書	是
使用語文	中文
專書是否經外部審稿程序或公開發行出版	是
作者順序	第一作者
通訊作者	否
出版年	2019
出版月	8
出版地	台灣高雄
出版者(社)	鄭國瑞
ISBN編號	ISBN：978-957-43-6664-4
所屬計劃案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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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餘暉反照更斕斑--清代書法觀念論要》摘要

藝術即形式，任何藝術都需要具備一定形式，忽略形式則無法區隔藝術的類別。藝術即技巧，因此藝術呈現的高下，取決於技巧表現，但藝術不僅技巧表現而已，而是要根據審美的原則創作出具有審美價值的作品，從中顯現作者的思想與情感。無庸置疑的，中國書法是舉世公認的一門獨立藝術，它的本質具備了視覺藝術的要素，它的表現是一種抽象的造形藝術。同樣的，書法的優劣，也不在於表達技巧的高低而已。書法發展成為藝術，期間經歷了漫長過程，背後動力並非書法本身，而是觀念的支持。換句話說，觀念是行為的準則，創作必須有理論的支持。相同的，書法創作是根本，也是文本（Text）。作品為抒發作者感情的媒介，優秀的作品，觀賞者能夠同情共感，達到洗滌心靈的效果。而引導書法進步的動力，在於本體（Noumenon），在於思想(Thought)或觀念(Idea)。

本文進行研究的對象為整個清代的書法理論。而整個清代書法史觀的變化是走「反」的路線，《老子》認為大道的運行「周行而不殆」，而且是「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反有相反(anti)、返回(circle)兩層意涵。相反是反董其昌模式；返回則是歸根復命，其實就是復古，即以復古為解放，整個清代書法觀念轉變都建立在上述論點。在內在理路的發展過程，頗有與西方文藝復興之後的思潮由古典主義(Cassism)而浪漫主義(Romanticism)而寫實主義(Realism)、自然主義(Naturalism)的大路線有異曲同工之處。

目前研究清代書法的方法主要還是運用傳統的歷史批評法與作者批評法，以研究書法家外緣問題與風格為主，這是背景與作品呈現出來所然的研究。至於為何會呈現如此結果的所以然，其背後的根源依據，理論基礎，流變的問題，大多是蜻蜓點水、含混帶過的泛論。換言之，對整個清代書法重要觀念呈現、變化的梳理，尚未見到詳細而完整，中肯而恰當的專著。故本文不論書家風格，而是針對引導時流或具深度或代表性的個人或群體進行觀念的論述，這是發掘所以然的工作，所論之人或觀念著重在書法歷史發展有特定貢獻者，或開風氣之先、或提倡、或扭轉，或集結觀念大成者。如何使古代不成系統、片斷、古奧的觀念成為具有條理性、專門性、現代性的理論，是本書嘗試努力之處。


本書內容凡十一章，除首與末章之外，第二章到第十章為本書的主體。從有清整個時代的書法風格來看，是以董其昌、趙孟頫式的風格為主，二者又以董書為主流，之所以合稱，在於取其俊秀流美共通的書風。當時如果與此風格差異過大甚至相反，會被視為異端、狂怪、不入流等等，例如王鐸被評為魔氣甚大，揚州八怪稱之為怪，就是這種審美標準的反應；學習的方向也是，時風以取法刻帖為主，因為這是利祿之途，當然學子就趨之若鶩；書法觀念也是，從理論的角度來看，清初明遺民提出異於流行的觀念，是一種異端的表現。康熙親政到乾隆時期，百餘年間，都以統治者所提倡的核心觀念為主，理論以實際的操作技法為對象；乾隆中晚期，開始鬆動，在當時被視為怪、外道的書法家與碑學的觀念逐步流行；嘉、道時期，提倡漢、魏、六朝的古碑風氣大開，發現古法，實踐古法的觀念成熟，逐漸與帖學分庭抗禮。經過推闡後的碑學觀念深植人心，審美的觀念不同，學習的管道不同，書風為之一變。因此第二章處理清初明遺民族群的看法，具有深刻的時代意義。

第三章論康熙。康熙的書法觀念並非有其特別突出之處，而是著眼於其所處的地位，軍事上說得勢則有利，政治上說得勢則有力，用在康熙的身上再適當不過了。這一章是與對董其昌書法觀念的接受互為表裡，因為董其昌的風行關鍵在於康熙。現代文藝理論，強調文藝活動是由創作者、文本、接受者三者構成的動態過程，每一個環節都互為因果，環環相扣。如果將康熙的書法觀念置於書法理論史上，其實是微不足道，但在特定的時間與特定的位置卻發揮了無與倫比的功用。董其昌雖然在明末當時已享有大名，但與當時其他書法家比較並未能高出多大的成就，不意因緣際會，獨享了二百年的殊榮，只能說風會所至，多了些幸運的成分。

第四章論楊賓（1650-1720）。楊賓是康熙時期論著最宏富，論題最深入的書法家暨批評家。他所論以帖學見解為主，但又主張學書必須注重漢碑，以篆、隸為本，接承已開始萌芽的篆、隸學習的門徑。身分上他不是遺民，心態上也與遺民相異，他只是純粹就書法的發展提出批評，卻常以反教條式的態度提出，具有異端的意義。

第五、六章進行梳理有清一代對董其昌書風、書學觀念接受的情形。這部分耗費的時間與心力最多，同時是本書的骨幹。從書法家傳記學董者的統計、市場供需作偽的觀察、董書刻帖的流傳，各項數據統計都證明以董書為首。從學習門徑、書法風格、審美觀念各方面的影響無所不在，這就可以理解前人認為清代二百六十餘年的書法史只是董其昌一人的歷史。

第七章論金石書法觀念的發展，這與第五、六章都是論一代的思潮，是主流、非主流的戰爭與消長。由此章看到碑、帖觀念的形成，為後來的包世臣（1775-1855）、康有為等人開啟碑學書法的道路。

第八章論包世臣。阮元南、北書論一出，代表書法風氣已然轉變，但具體可操作的理論尚未建立，包世臣的功勞在於將碑學的理論深化、系統化，後人稱他是清代碑學開山之祖，當之無愧。

第九章論劉熙載（1813-1881）。劉熙載的書論著作是傳統評點的形式，看似主題不集中散點的評論，事實上是同一主題編排在一起，比起包世臣的書論更易入門。其重要性為傳統書論薈萃在他身上，當革新派理論壟罩書壇之際，他站在傳統作為立論基礎，吸收融合當時的新說，建立起一套調和的理論。能突破當時的氛圍，理論深度可與碑學理論頡頏者，非劉熙載莫屬。

第十章論康有為《廣藝舟雙楫》。《廣藝舟雙楫》一書體大思精，立場分明，已有現代論文的架構。康有為最大的功勞是將碑學發揚光大，建立一套比包世臣的理論更完密、更精深博大的系統，至今仍然影響深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