構建美國新地貌
構建美國新地貌：
由葛蘭希與莫吉卡作品中的莎卡佳薇雅談起
羅宜柔
摘-要
因為《博物館驚魂夜》的賣座，美國女原住民莎卡佳薇雅(Sacajawea或Sacagawea)的故事廣受關注。在美國女原住民歷史中，早期最受注目的莫過於寶嘉康蒂(Pokahontas)拯救白人領袖(John Smith)的事蹟，而今則有莎卡佳薇雅則與白人遠征軍團("The Expedition of the Corps of Discovery”)跋山涉水、翻山越嶺的紀錄與傳說。莎卡佳薇雅以約十六歲稚齡，帶著長子胖皮(Pompey)，伴隨懦弱無能的白人丈夫夏博諾(Charbonneau)與白人探險團一同探勘西北，以實現傑佛遜總統(Thomas Jefferson)的「越陸夢想」，其間歷程引人入勝。又且，透過莎卡佳薇雅的遊歷過程，連結／並置出美國本土中的歐洲白人與原住民文化之異同。要談美國地貌，自不可忽略莎卡佳薇雅。
本文旨在細讀兩部與莎卡佳薇雅相關的作品，一為切羅基族(Cherokee)葛蘭希(Diane Glancy)的小說《石頭心》(Stone Heart)，另一為庫納/拉帕漢諾克族(Kuna and Rappahannoc)莫吉卡(Monique Mojica)的短劇<鳥女和女權運動家>(“Birdwoman and The Suffragettes: a story of Sacajawea”)，前者透過遠征軍日誌與當代原住民作家葛蘭希的重新刻畫，在雙重文本交相閱讀後，一方面形塑兩百年後美國印第安原住民之屬性認同，另一方面希冀紓解甚至釋放舊有侷促的美國地貌觀念。莫吉卡則透過全美各地有關莎卡佳薇雅的雕像與公園、女權運動者的宣言、遠征指揮官的討論、美國原住民姆媽們的家常閒話等，在靜態如地標／地景，動態如言語、故事之流傳與討論等不同脈絡中，描繪出最終翱翔於地貌和言說之內／外的莎卡佳薇雅。
關鍵字：莎卡佳薇雅，地貌，地景，遠征軍團，命名，雕像，紀念牌，《石頭心》，<鳥女和女權運動家>，遊歷經驗，空間記憶
Indigenous Landscape Construction in America:
Sacagawea in Glancy’s Stone Heart and
Mojica’s “Birdwoman and The Suffragettes”
Yi-jou Lo
Wenzao Ursuline Institute of Languages
Abstract
This paper intends to re-construct American landscape in terms of literary works by two Native American women authors: Diane Glancy’s Stone Heart: A Novel of Sacajawea is one and Monique Mojica’s“Birdwoman and the Suffragettes: A Story of Sacajawea.” Both Glancy and Mojica attempt to map Sacagawea as an indigenous woman which mapping is different from that in Euro-Americans’; nevertheless, these two female Native American authors also depict Sacagawea differently with their own interpretation and manifestation. Sacajawea is remapped in Glancy’s novel in the light of parallel writing, second person point of view and the landscape naming. Mojica focuses more on some manual-labored construction such as statues and plaques. The former discloses the restriction of Sacagawea while the latter, aims at portraying and furthermore, releasing this indigenous woman. It is only by means of landscape drawing/mapping that Sacajawea is deeply demonstrated and elaborated.
Keywords: Sacajawea, Relief, Landscape, the Lewis and Clark Expedition, Naming, Statue, Plaque, Stone Heart: A Novel of Sacajawea, “Birdwoman and the Suffragettes: A Story of Sacajawea”, Travel, Space Memory
因為《博物館驚魂夜》的賣座，美國女原住民莎卡佳薇雅(Sacajawea或Sacagawea)的故事廣受關注。在美國女原住民歷史中，早期最受注目的莫過於寶嘉康蒂(Pokahontas)拯救白人領袖(John Smith)的事蹟，而今則有莎卡佳薇雅則與白人遠征軍團("The Expedition of the Corps of Discovery”)跋山涉水、翻山越嶺的紀錄與傳說。莎卡佳薇雅以約十六歲稚齡，帶著長子胖皮(Pompey)，伴隨懦弱無能的白人丈夫夏博諾(Charbonneau)與白人探險團一同探勘西北，以實現傑佛遜總統(Thomas Jefferson)的「越陸夢想」，其間歷程引人入勝。又且，透過莎卡佳薇雅的遊歷過程，連結／並置出美國本土中的歐洲白人與原住民文化之異同。要談美國地貌，自不可忽略莎卡佳薇雅。
本文透過與莎卡佳薇雅相關的兩部作品之細讀，一為切羅基族(Cherokee)葛蘭希(Diane Glancy)的小說《石頭心》(Stone Heart)，另一為庫納/拉帕漢諾克族(Kuna and Rappahannoc)莫吉卡(Monique Mojica)的短劇<鳥女和女權運動家>(“Birdwoman and The Suffragettes: a story of Sacajawea”)， 企圖藉由兩位現代原住民作家如何透過莎卡佳薇雅的遊歷經驗與空間記憶，構建出美國原住民的文化新地景。本文文本選擇原因有二，其一可溯源自1999年3月30日美國原住民女劇作家協會(Native American Women Playwright Archive)於俄亥俄州假邁阿密大學(Miami University)主辦｢女原住民劇作家禮讚｣（Celebration of Native Women Playwrights）研討會會前會，於3月29日時，數位原住民女劇作家的圓桌會議，莫吉卡與葛蘭希均列席參與並針對原住民書寫有所互動，對於原住民遭刻版化之現象亦有所感，也因此構成本文試圖連結兩位作家的動機之一。其二，本文研究文本分選自不同領域—戲劇與小說，希望透過相異文類的爬梳與磨合而能成就出迥異於相同文類(如小說對小說或戲劇對戲劇)可能造成的單一且略顯偏頗的觀點。亦即，透過不同文類的交流，擴展原住民舞台，並提供更多迥異於昔日略險窒礙的地景觀感。
本文題為｢構建美國新地貌｣，｢新｣一詞乃用以對照早期歐洲白人的地貌觀感，針對莎卡嘉薇雅的旅歷，白人歷史所構建出的和平、和諧，甚至暗示表彰女原住民為｢國｣奉獻精神的假象，就此，在探勘事件百餘年後，與原住民作家如葛蘭希和莫吉卡等的刻劃呈現對比。當兩位原住民作家在不同的領域(小說與戲劇)中表述雷同理念的同時，白人一貫天命(Manifest Destiny)與天啟意識所構成的｢偽｣美國也因而面臨崩坍潰散。
本文分六大部份，其一解釋地景，闡述文化地景與文學地景；其二略述莎卡嘉薇雅之生平；第三部分整理簡述美國殖民時期至十九世紀初(約遠征軍勘期)之美國地景以作為稍後與兩位原住民作家不同刻畫的對照；第四與第五部分則個別討論葛蘭希與莫吉卡的作品；第六部份是為簡短結論。
壹、地景
地景一詞據說源自荷蘭語“landschap”，“land”與土地相關，至於“schap”則等同英文“ship”之字尾詞，因此“landschap”意旨與土地有所關連。該詞乃源自十六世紀末，荷蘭藝術家討論當時盛行的景觀繪圖型類之用語。運用至今，以字釋意，「地景」喻指地面之景色。或因「景色」一詞總令人聯想自然景色，因此不少學者多半將其指涉為鄉村與自然風光，如同愛默生描繪的自然為地景主要內容，亦如巴瑞爾(John Barrell)在《風景的黑暗面》(The Dark Side of the Landscape)中所討論的風景畫仍專注於可讓人放鬆的鄉村風光；迪賽圖(Michel de Certeau)在《日常生活的實踐》(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1988)中也側重田野或鄉村(rural)的描述；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因此暗示地景還是屬於休閒觀光類，「工業式的鄉村幾乎沒有所謂地景而言 」(120)。即使較為奇特如阿波頓(Jay Appleton, 1975)結合地景與動物行為提出以動物為主軸的「棲地偏好論」(habitat theory)，仍可看出田野景觀仍是論述重心。
然而土地之上未必僅有田野景色可觀，其他建築物亦當涉入地景範圍。因此，克藍(Mike Crang)指出地景並非僅止於自然事，地景應還牽涉地理空間與不同的地理區域(31)。馬克思主義者眼中的地景更成為可販賣之商品，並視地景為「社會祕文」(social hieroglyph)。尚不論此說法是否又太狹隘，至少馬克思主義的概念指出地景與社會架構應息息相關，也代表地景其實等同可閱讀之文本，並被賦予某種象徵。因此，寇斯古若福(Denis E. Cosgrove)更進而將地景與歷史、社會和經濟連結(xiv)。當論及地理與地景之關聯時，格萊哥利(Derek Gregory)認為必須將之置於「社會生活的架構與行為」模式中(217)。更進一步而言，地景與文化尤其密切相關。因此騷爾 (Carl Sauer)主張地景全觀式(holistic)的勘查，他將地景視為有機體(organic unit)，更重視通盤文化地景的安排。儘管騷爾仍太過著重於非都會區的地景，但他提出的文化與地景之概念儼然成為研究地景的主要課題。其後地景研究學者傑克森(John Brinckerhoff Jackson)更認為自然地景已經不復存，所有地景均已成為文化地景。他的研究對象也不再囿於鄉村田野，而注意到巷弄、高速公路，甚至也包括國家公園等議題，因而寇斯古若福指出，傑克森透過地景與所代表的象徵符號串聯了外在環境與共同群體的歷史感。當地景成為文化地景，被喻予文化意涵時，地景研究範圍幾近無限擴大，地景因此可代表權力的再現，代表國族生活，代表了懷舊與記憶，此時，「地景並非個人資產；地景反映了某個社會文化的信仰、實踐和技術。地景如同文化，反映出這些元素的匯集，因為文化也不是個體的資產，而且只能夠在社會中存在。許多研究觀察地景如何塑造特定社會組織，以及如何被該組織所塑造」(Crang 18)，亦即，「地景都是變遷的記載，文化價值有所變化，隨之需要新的形式」(Crang 28)。
綜而言之，地景可概含鄉野景色，亦即注重自然與文化(nature and culture)間的互動，但也包括日常居住之所見，舉凡各類建築、雕像，甚至公園，博物館等，均為地景研究範圍。其次，雖說上述地景看似永恆不變，然而地景研究隨時間而有更迭，米歇爾(Don Mitchell)論道：「(地景)構建自掙扎、妥協、短暫『在居住區』競爭與合作的社會因子:(地景)是個名詞，亦是社會進程，既堅若磐石但也不斷易變中」(30)。安契茲等(Anschuetz et al.) 更突顯地景不定性，不連貫性，與多元聲音(167)。克藍則以刮除重寫(palimpsest)來展現文化地景的動態呈現:
刮除重寫一詞衍生自中世紀的書寫材料。這指涉的是刮除原有的銘刻，再寫上其他文字，如此不斷反覆。先前銘寫的文字永遠無法徹底隨著時間過去，所呈現的結果會是混合的，刮除重寫呈現了所有消除與覆寫的總合。因此，我們可以用這個觀念來類比銘刻於特定區域的文化，指出地景是隨著時間而抹除、增添、變異與殘餘的集合體。(27-28)
地景所含此種不安分的因子亦代表地景必然的象徵色彩。布萊絲(Catherine Brace)指出，「所有地景，不論真實或只是想像而成，都是再現的」(121)，而其中地景如何再現權力與控制關係更已成為當今熱門議題。克藍在其《文化地理學》 中以印尼和辛巴威等為例(47-53)討論地景建築和權力展現的關係；米契爾(W. J. T. Mitchell)也以紐西蘭、以色列與巴勒斯坦等為例(18-30；261-90)論述地景更動與權力更迭的關連。
至於北美原住民，地景即如土地是其生活的一切。席爾珂(Leslie Marmon Silko) 道:「任何與普布羅(Pueblo)族相關的敘述[都]必專注於地景」(43)；布倫(Harold Bloom)也認為地景與納瓦侯族(Navajo)有密切關聯(7)；沃麥克(Craig S. Womack)則探討語言、故事，地景和克里克族(Creek)之間的關聯。因此，霍伯森(Geary Hobson)直陳:「吾土即族群力量之源」(14)；席爾珂一再強調:「地景位居普布羅族信仰與認同屬性之中心點」(43)。
或因十九世紀美國原住民地位不彰，二十與二十一世紀之後的當代，多位原住民作家力求替昔日原住民發聲，繼寶嘉康蒂後，莎卡嘉薇雅則是頗受當代原住民作家重視的另一位女原住民。這位不到二十歲的女子，帶領遠征軍橫越全美(從北達科他州，蒙大拿，愛達荷，華盛頓，奧勒岡到太平洋)，此次地景的探測與其中的掙扎與血淚更是後來原住民作家描繪的重點。本文挑選的兩部作品各來自兩種不同類型，展現不同型貌，企圖重新構建迥異於兩百年前，不受重視的原住民文化與樣貌。葛蘭希的小說作品《石頭心》側重於歷程中的自然地景，遠征軍團的日誌紀錄，與作家冥想莎卡嘉薇雅心路情境的並列；莫吉卡的戲劇作品<鳥女和女權運動家>則將莎卡嘉薇雅同期與其日後時代並置，甚至羅列之後與莎卡嘉薇雅相關的建築類地景，此作品中的莎卡嘉薇雅不再無聲。文本交相閱讀後，雖然莫吉卡的作品出版年代晚於葛蘭希的《石頭心》(前者1990年出版，後者2004年出版)，但在莫吉卡的戲劇作品中，不論所涉略之年代，或所呈現之女原住民屬性追尋等，都廣於葛蘭希的視野，因此本文論述之編排以葛蘭希為開頭，莫吉卡的作品結尾。
貳、秀秀尼族(Shoshone)之鳥女
莎卡嘉薇雅本秀秀尼族之女，因為宿敵希達察族(Hidatsa)的入侵，遭希達察族擄走後， 法裔加拿大籍毛皮貿易商夏博諾買下她與好友海獺之女(Otter Woman)為小老婆。 隨後由於當時總統傑佛遜在購地擴展美國國土後，希望有人協助探勘，同時也藉此與各地原住民有所溝通與交流，因而在1805年組成「路易斯與克拉克探險隊」或稱「探險軍團」(the Corps of Discovery)。領軍者路易斯與克拉克需嚮導與翻譯師，遂徵召數位熟諳其它語言的貿易商，夏博諾便是其中一位。至於莎卡嘉薇雅的加入，首因是她深知兩族族語，其次，其原住民身份有助白人軍團與原住民的溝通；此外，年僅十六歲但又身懷六甲的她，讓遠征軍考慮到若隨行能有原住民女性加上原住民小孩，更能彰顯遠征軍團亟求和平的主旨，因此莎卡嘉薇雅雀屏中選，隨遠征軍翻山越領，歷經七百多日，約兩年光景。
未滿十八歲的莎卡佳薇雅對軍團的貢獻遠多於丈夫夏博諾。不論在翻譯、在路線引導、在食物補給、物種的發現、甚至在外交上， 都可見莎卡嘉薇雅的協助。某日，莎卡嘉薇雅甚至幫忙撿回流失的貨物，探險隊還因此當時的河流命名為「鳥女之河」(Birdwoman River)。
另值一談的則是探險隊抵達西岸尋求紮營地後，當時兩位軍官決定由眾人投票決定營地，莎卡嘉薇雅亦具有投票權，因此莎卡嘉薇雅可以說是美國首位具投票權的女性。之後，大家爭先前往一睹太平洋壯麗景色，或因莎卡嘉薇雅體弱，或因莎卡嘉薇雅有小孩 之累，加上莎卡嘉薇雅一向貫於山區生活而不愛洋流之地，兩位隊長私下決定莎卡嘉薇雅可不必同行。不料莎卡嘉薇雅並不體諒此決定，力爭後，莎卡嘉薇雅也得見洶湧之太平洋。由於莎卡嘉薇雅力求與大家相同權利，女權運動者亦視她為先驅。
兩年後約1806年春，莎卡佳薇雅與丈夫任務達成，探險隊支付五百美金，更餽贈三百二十英畝地給夏博諾，妻以夫為貴，因此莎卡佳薇雅自是分文未得。或有鑑於此，隊長之一的克拉克似有所愧疚，加上兩年相處，十分喜歡胖皮，遂提議在莎卡佳薇雅兒子稍長後，將他送往英國受教，莎卡佳薇雅也同意此做法。莎卡嘉薇雅當時心境不得而知，不過本文兩位作家均描述到莎卡嘉薇雅與兒子分離之不捨。
有關莎卡嘉薇雅生死眾說紛紜。一說她大約二十五歲即亡，不過秀秀尼族則普遍相信莎卡嘉薇雅逃離夏博諾，回歸山林，過著閒雲野鶴的生活，至約百歲才離開人世。
即便在莎卡嘉薇雅亡故之後，受其特殊經歷之迷人，加上原住民文化的特色，全美各地興起莎卡嘉薇雅炫風。全美多處可看到與莎卡嘉薇雅相關的建築，如壁畫、公園、博物館館等。 2000年還發行了莎卡嘉薇雅金幣，成為美國首位女原住民躍上錢幣鑄像者。
參、美國殖民地景: 荒蕪與富饒
殖民時期，甚至早在十四世紀哥倫布航經新大陸，對新大陸地景描述雖繁多，但其實｢經濟｣(尤重黃金)方是多位歷險家書寫與航險的主要目標。 此後歷險或拓荒者大抵可分兩種想法，一是對此嶄新地土豐渥資源的想望，二則是屢經挫折後的失望，海瑞特(Thomas Harriot)與懷特(John White)兩人的記載恰可為例。海瑞特談到抵達維吉尼亞州後，發現一群｢貧困、不擅使用技能，不懂判斷｣，但和善且｢服從我方(即哥倫布等)｣(240)的原住民，此外還觀察到不須施肥即有農作物的神奇土地。海瑞特不斷使用豐盛(much)讚嘆新大陸，並宣稱只需些許勞動與辛苦(labor and pain)，收穫即倍數成長(241)。曾與海瑞特同行的懷特，其看法卻大相逕庭。在《諾頓美國文學文集》中，懷特紀錄海上困頓與隨後欲登陸尋找補給時，原本的駐軍已不再，只見當地已遭襲擊，加上一路屢經風災肆虐(84-89)，懷特不禁在寫給哈克路特(Richard Hakluyt)的信中，談到美國行的不幸、困惑與不適(qtd. in Norton 83-84)。
此種伊甸美夢與人間煉獄兩極化的評價一直持續著。日後，一方面有如史密斯(John Smith)等大談在殖民地打獵、垂釣、獵鷹的悠栽田園美夢(265)，另一方面新大陸的豐饒物產使人垂涎，但抵達後的風土不適，加上眼見無法回歸故土，遂將疾病與思鄉的交迫窘境歸罪地貌形勢，故冠以｢荒野｣(wilderness)一詞。｢五月花｣號領導者，波萊福德(William Bradford)指出抵達鱈魚角(Cape Cod)時，無友無居住地，且更不受野蠻人(savage barbarians)歡迎，在草木皆兵的氛圍中，波萊福德也不禁喪志泣訴，到處｢只見窮兇惡極(hideous)，人煙稀少的荒野｣(176)。伊甸夢的不順遂導致荒野逐漸成為負面意義代名詞，荒野顯然該遭屏棄，而置身荒野總有淪落天涯人之悲涼，此時若加上對環境陌生，一旦有個風吹草動，恐懼自然被放大，頓覺危機四伏。波萊福德談到被一群印第安人包圍時，以｢可怕｣(dreadful)描述之。此危境感更促使殖民者進一步將荒野與原住民劃上等號，荒野等同於危險也等同於印第安原住民。也難怪波萊福德談到皮墎(Pequot)與印第安原住民一戰時，儘管眼見四百多名印第安屍橫遍野，臭味焦味雜陳，但他仍以｢甜美的祭典｣(sweet sacrifice)作為結論(340)。日後，傑佛遜總統徵召美國國境探勘隊時，該探勘團以｢和平使者｣自居，且不忘推出｢女人與孩童牌｣自保，顯見探險隊對印第安原住民蠻橫無理的刻版印象，仍是深懼於心。
歐洲白人對美洲大陸的不熟悉，而賦予土地與居住者兇殘形象，同樣地，印第安原住民也無法體會歐洲白人的諸多舉動。波瓦坦族酋長(Powhatan)即曾信告史密斯並納悶於為何史密斯等人要殘害可供應他們補給的印第安原住民，為何嫉妒原住民的｢未被馴服｣―雖然原住民仍願意｢餵養｣(feed)歐洲白人(349)。西雅圖酋長(Chief Seattle)也在上書給皮爾斯總統(Franklin Pierce)時指出，大地根本是白人的敵人，｢一旦征服後，立刻趕往下一場的爭戰｣(380)；｢白人建造之都不得安寧。亦無法聽聞春葉或蟲兒振翼之聲｣；同樣地，他也無法瞭解白人趕盡殺絕，連動物也不放過的舉動―｢倘若動物死盡，人類可是會死於孤寂的｣(381)。不過對白人而言，只怕拓展人類居住版圖是至高成就，自然就顧不得其它殺傷了。因而克雷夫科爾(Hector St. John de Crèvecoeur)在《美國農夫信札》(Letters from an American Farmer)時愉悅指出：｢看呀，眼前的都會、村落、一望無盡的田野，其上眾多房舍、鋪好的大路、整理好的草原與建好的橋樑，一百年前這兒可是只見野性、茂密樹林與不見開發的景象呢｣(60-61)，上述言論暗指歐洲白人未到此大陸前的窮鄉僻壤，更自詡於對眼前人造地景甚是滿意，同時亦看出克雷夫科爾略顯狹隘，都會/樹林，人為建設/自然荒野，與文明/非文明的二元觀。
隨著土地的開發，荒野遭侵蝕而不復存，或許物以稀為貴，日漸地，此種人煙罕至之地反而成為歌頌對象，如弗瑞諾(Phillip Freneau)感歎野生忍冬花(1219-1220)靜謐於僻靜無人知的地區，但也暗示這是大自然善意的安排，如此方能躲避人潮的熙攘;同樣的，在觀察蘋果樹時，詩人也再度喟歎植物韌性，並以｢孤寂｣之寶石名稱呼此蘋果樹(1221)。此時自然原野成為書寫繆思中心，甚至是沉澱心靈的最佳休憩地，如愛默生所言：｢在森林中但見永恆之春｣，｢步入森林中，我們回歸理性與信仰｣(“Nature”，10)。儘管之後的惠特曼同時高歌都市與鄉野，自然原野確實開始轉化成疏離但脫俗的形象，與都會地景漸行漸遠。
同樣，印第安原住民似乎也被遺忘於美國歷史中。超驗時期前後的文學作品中就算有印第安人，不是跑龍套式的，不成重點，不然即被視為即將消逝的族群，如弗瑞諾所見的印第安墳塚，庫柏(Fenimoore cooper)勾勒出的印第安原住民也和荒野一樣，日漸凋零。甚至遲至馬克吐溫，也不易尋得印第安原住民的蹤跡，好不容易在<尼加拉瓜瀑布>(“Niagara”)短文中看到對印第安原住民的討論，結果竟是來自愛爾蘭假扮以銷售假原住民飾品的騙子。
肆、《石頭心》與美國地貌
不論是嗜血或高貴野蠻人，美國政府對待美洲大陸與對待印第安原住民的共同態度是—自以為是為他人謀福利，其實只是愚昧帝國思想的作祟。如同多數殖民霸主自認到殖民地開拓，是協助殖民地邁向文明的高貴行為，然而在不理會文化差異下的貿然拓墾，自然得不到對方的感恩以待。日後政府雖有意攏絡，為原住民立法、立碑，甚至也有原住民相關博物館的開創等，不過原住民對這些看似風光的建物卻有不同的解讀。本章節即先討論葛蘭希透過與十九世紀探勘軍所寫之日誌的互文對照，呈現不同於昔日歐洲白人的地貌景觀。
由於出身背景的特殊―葛蘭希的母親是德英混血白人，父親則是切羅基族(Cherokee)族人，遊移於雙重身分的邊緣特質也因此成了葛蘭希偏愛的課題。葛蘭希的作品產量十分豐富，其靈感似乎源源不絕。其小說、詩歌與戲劇呈現多樣技巧，如本文提到的小說，《石頭心》中的第二人稱觀點與並行書寫，散文《訴求鼻息之地》(Claiming Breath)全書無頁碼編號，戲劇則甚至出現沒有演員表的<馬>(“One Horse”)，葛蘭希在《饑寒交迫之舞》(The Cold and Hunger Dance)中曾指出自己喜歡實驗性語言，希望展現語言｢更流動且更可塑｣的一面(7)，除可見其混雜屬性對此作家的影響―葛蘭希似急欲將對於屬性疆域的不安，透過書寫文類的遊走一得舒緩。
葛蘭希一直深信族群故事與地景的連繫，｢故事永遠無法切斷與土地的臍帶｣，｢土地即是心之態度亦是心之所在｣(“July: She Has Some Potholders”，14)，因而不論其小說、詩或戲劇，均呈現對土地地貌的眷戀與省思。本文所討論的《石頭心》中，葛蘭希更採用特殊寫作手法彰顯自己與白人對於地貌的迥異看法：第二人稱觀點是其一，第二項筆者將之稱為並行書寫(“parallel writing”)。
舉凡文壇確實不易閱讀到第二人稱觀點的寫作，在《石頭心》中，敘述者「我」，一路跟隨莎卡嘉薇雅，告訴莎卡嘉薇雅，她的辛苦「我」懂，她的心事，白人不解，丈夫夏博諾根本不予理會，但「我」懂。如此的寫作恰好符合維佛(Jace Weaver)的「我族書寫」概念。不似白人寫作，其中主角永遠孤獨一人，但本文的莎卡嘉薇雅看似孤獨，實則有「我」之陪伴。
並行書寫的部分，該小說全文大多分成左右各半，左邊是敘述者「我」與莎卡嘉薇雅的相關內容，右半則是路易斯與克拉克的日誌內容。同樣談整個歷險，三人足跡幾乎踏過相同地區(有時探險軍團會兵分兩路)，此種「並行書寫」更容易看出葛蘭希筆下莎卡嘉薇雅與兩位白人軍官對周遭地貌的迥異看法。
由於傑佛遜總統同時也希望路易斯與克拉克能詳述沿途風土甚至動植物，因此在兩人的日誌中可看出科學家式的記載。某次路易斯殺了數隻千鳥(plovers)並觀察，此時日誌中載入:
今晨捕殺了幾隻不同種類的千鳥…有隻約莫同此地河岸下流常見黃腳或大灰千鳥的體型…眼睛亦如一般大小，深黑瞳孔但眼瞼略狹細，且帶黑黃咖啡色；其頭，頸，和軀體上半部以及覆羽呈現鴿般的棕色…胸部與腹部白棕色；尾翼共十二根羽毛，均約三英吋長…鳥喙黑色，約二又二分之一英吋長…。 (36)
同一頁，有關莎卡嘉薇雅的部分有兩項記載:
你看見響尾蛇與灰熊。
有時灰熊會尾隨人們而至。
因此，在確定灰熊死亡前，只見白人們不斷開著槍射殺。
路易斯槍殺幾隻鳥兒，花了一下午的時間審視著。他丈量著，思考著，做了些筆記，畫了些圖。不斷將鳥的屍體翻轉，更加詳視，寫了更多附記。 (36)
對路易斯而言，飛禽走獸不過是被觀察的客體，其科學系統化的編寫顯示此人對地景、地貌的忽略—這塊土地畢竟只是國土的一部分，而至於觀測者對土地的了解和觀察之渴望則可轉化成如同攝影一般的意圖，「去拍照…是一個權力∕知識關係。擁有對客體的視覺權力也代表擁有部分權力…[此時]，攝影也就馴化了凝視的客體」(Urry 139)。亦即，此時觀察與凝視透過挪用而轉化成為如傅科(Michel Foucault, 1980) 所言的象徵了權力運作，因而此凝視成了「權力之眼」。在《規訓與懲誡》(Discipline and Punishment)中，傅柯透過「圓形監獄」(panopticon)展現如何藉著「凝視」來支配並展現所謂的「微觀權力」(micro-power)；到了《臨床醫學的誕生》(The Birth of the Clinic)，傅柯則談到醫生對病人的注視亦是權力的施展，「觀看者的凝視既是主宰者的凝視」(39)。為此，路易斯與克拉克的勘查，無不是意圖將所見繪入地圖中、所觀納入國土版圖的權力展現，此點顯然與原住民看法不同。
葛蘭希所展現迥異於遠征軍團凝視與權力象徵的概念，透過「並行書寫」展現無遺。在雙重文本的對照下，其實白人和原住民兩者敘述交集不多，往往路易斯與克拉克重視某事，而莎卡嘉薇雅的論述談的是完全不相干的內容。再者，兩邊對周遭景物的描寫也是迥異。白人軍官日誌中盡是對自然環境之恐懼—葛蘭希引用自迪沃托的日誌中，幾乎每天均談到當天陰暗的天氣；此外，除了精準的數目外，更常見軍官在自然間的殺伐，例如，
1804年12月17日星期一，一個寒冷的早晨，零下四十度。(17)
1805年5月9日星期四，克拉克上尉殺了兩頭雄鹿與兩頭水牛。(35)
1805年5月29日星期三，昨晚被一群水牛驚嚇到。(39)
1805年6月2日星期日，昨日狂風怒吼….我與獵人們射殺了六匹麋, 兩頭水牛，兩頭北美黑尾鹿，與一頭熊。(41)
1805年6月16日星期日，昨夜雨不停，陰暗今晨，加上狂風。(51)
1805年6月19日星期三，早晨派人找出前幾天獵獸而得的肉類，幸好未被狼群所獲…一整天，風狂吹著。(53)
對照之下，葛蘭希即不以為然。，葛蘭希透過明喻修辭，加上原住民觀照自然萬物的特色，巧妙地勾勒出另一種美國風情：
這裡的大雨和冰雹如同狂奔的獸群。(59)
赭紅岩石高聳如巨樹。 (82)
群樹聚集，其樹幹恍如龐然大獸之腿。(97)
你驟然化身為鬼馬。你感受到海潮起伏。(100)
海洋如同晃動的獸皮。(102)
當他[小兒胖皮]沉睡，他如同睡在裝滿星辰之皮囊。(128)
顛簸之河水如月。 (135)
以上的明喻書寫，雖不如暗喻修辭下，本體(tenor)和喻體(vehicle)的密切關係，卻可明確地看出原住民與地景之相處怡然的態度：即使狂風驟雨，亦無所懼。言談之中，大雨、驟風、星月均成了修飾用的形容用語，其地方感的感情結構(structures of feeling)和白人只用數字，顏色，程度等抽象形容詞論述大有差別。如同哈維(David Harvey, 1973)所言，透過「地理學想像」(geographical imagination)可分析個人與自己生活空間之關聯，在此分析兩者用詞，遠征軍科學化的分析彷若欲解剖地景與地貌，不禁令人聯想早期白人初到美洲大陸，因心生畏懼而刻畫出猛鬼般的印第安人與地土，如同歷史學者所言:「與其說美洲地土是處女地，不如說這是一扇窗。歐洲白人至此其實發現的不是荒野…而是『創造』荒野」(Jennings 10)。
此種草木皆兵，自我驚嚇的窘況也同樣影響遠征軍團在自然環境對應的態度。1805年十月，路易斯遇到薩克族(Sakulk)時親眼看見該族族人多患眼疾，而且其中不乏單眼或雙眼全盲者。日誌中，路易斯解釋此現象應當是「該族春夏秋季，盡日在河邊垂釣，而冬季加上白雪映照，長年累積，因此遭致此不幸(misfortune)」。另一方面，葛蘭希對該現象的描寫則是，「妳[即莎卡嘉薇雅]巧遇一群印第安人，由於長期須在河邊垂釣，凝視水中烈陽，多數人目光如火(inflamed)」（83）。再一次，相同事件，軍團以不幸視之，葛蘭希則再度藉由身體器官（「目」）與自然之「火」的凝聚，展現原住民特有的，合融的地貌觀想。
同樣是竟日的狂風與可懼的猛獸，到了原住民論述卻成了自然、動物與人類可共處的交響曲。葛蘭希所銘刻的原住民，自然地將地景納入共同生活群，如此亦符合維佛的「社群行動主義」 —亦即不斷易變的社群主義，此思想也和白人倡行的個人英雄主義形成對比。前者以「社群」為基，後者則欣賞「獨行俠」。透過本小說亦可見此差距。莎卡嘉薇雅與「我」，甚至風雨山野可為共同體，而探勘軍方面則只見殺戮與自然抗爭。
上述對照還可見於雙方命名方式與態度的岐異。
克藍認為地景不但可塑造，且可操弄，其中操弄的手法之一就是「命名」(48)。命名是權力展示，透過命名，可將被命名者｢剝離其環境…(進而)歸入(命名者)的秩序…(成為)帝國主義的重要部份｣(102)。段義孚(Yi-Fu Tuan)更直陳：「命名即是權力—是創造力，足以將某物成形，明現原本隱形的狀態，並能賦予該物其特有性質」(688)。因此哥倫布一抵達新大陸的首要動作即是命名:
對首座島嶼，我命名為『聖薩爾瓦多』(San Salvador)以彰聖薩爾瓦多聖主…；印第安(印度 )當時稱之為『瓜那哈妮』(Guanahani)；第二座島，我稱之為『聖瑪莉亞懷胎島』(Santa Maria de Concepcion)；第三座是『費那第那島』(Fernandina)；第四則是『伊莎貝拉島』(Isabella)；第五為『哈瓦那島』(Juana)。至此每座島嶼均有我所給予的新名字」。 (23)
整個冗長命名中顯示出，(1)儘管當地已有名稱，哥倫布仍執意改名，身為客人的哥倫布儼然主子般，在霸權主義的作祟下，在羊皮紙(palimpsest)上，刮除舊地，改寫新名，自行宣示擁有權；(2)新的名稱均與人類姓名相關，尤其首談國家最高領導者，第二座島嶼則和宗教有關，結合政治與宗教之企圖也是哥倫布航行的主要職志。至此，透過命名，司馬昭心已昭然若揭。
葛蘭希小說中的遠征軍官亦如哥倫布的再現。本書同樣看見白人每到一地必予以命名，第54頁列出許多名稱，其中有加以說明的命名有:
有這麼一次，一枯木著火且燒毀帳棚，因此此地被命名為「燒毀休憩地之溪」。
「若麗捷」(據說是路易斯夢到的名稱)。
「屠殺之河」(因為狼群在此吃掉溺水美洲野牛)。
克拉克曾命名某溪河為「茱蒂絲」，據說他曾想和該名女子結婚。
在某岔流附近，路易斯命名北方之河為「瑪麗亞之河」(可能是其姪女，或是他認為會與之結婚的女子名)。 (54)
隨後又出現各種不同的命名
你記得路易斯稱其木舟為「壞藥」，然而他們帶來的其實是疾病與其自封的權力。(56)
他們分別稱呼接下來在密蘇里所遇到的三個岔口為「傑佛遜」，「曼德森」，與「賈拉丁」，據說都是他們的領導者。 (64)
你聽到路易斯命之為「失望岬」，因為原本預期傑佛遜總統會派遣補給船隻。(95)
克拉克稱下一條河為「受洗者之河」(亦是莎卡嘉薇雅之子胖皮的名字)。 (134)
綜合上述，多數命名的重點均和命名者的生活相關，有些是私人生活領域(例如記起曾想和哪位女子結婚，即命名之)；也不乏公領域，例如「失望岬」一詞的來源。整個命名可說十分草率，與哥倫布時而以國君之名，或宗教知名者命名相比，兩位軍官以自我生活事件命名，突顯自我英雄，自我中心的概念。
雖然無從得知莎卡嘉薇雅會如何命名所見景觀，但從原住民名字或可窺視一般。莎卡嘉薇雅原名代表「鳥女」(Birdwoman)，此外葛蘭希另有一本小說主角名為「推熊」(Pushing the Bear)，原住民歷史有幾位知名酋長分別稱為瘋馬(Crazy Horse)與坐牛(Sitting Bull)，可看出美國原住民自我命名時不忘日常所見飛禽走獸，以白人觀點看來，或有以擬「物」法看之，事實上此種命名顯示物人合一的概念，若再透過解析原住民「搗蛋鬼/變形者」(trickster)的概念，亦可為證。
葛蘭希《美國地貌》詩集中首頁浮雕出饒富趣味的美國：「北美是印第安人的頭。怒吼著。大湖區是眼。佛羅里達州與其海灣分別看出鼻與嘴形」(5)。此頁的美洲地圖幻化成北美原住民，「雖然眼見美洲野牛消失十分苦痛。我們仍可聽到她們來自另一世界的歌聲。太陽如桌緣邊的鬱金香高掛著。他們唱出心聲，而我們確信我們必受祝福」(5)。回歸大地總是原住民的最終渴望。在與遠征軍告別後，「我」與莎卡嘉薇雅的敘述結束於
而今你又有夢。
你見石頭海狸長了長牙。
你見它回歸河流。
你看見它的尾巴。
嘿嘿嘿
嘿嘿嘿嘿嗨 (146)
就在原住民敘述結束於歡唱後，白人敘述未斷，此後出現白人論斷莎卡嘉薇雅，有一說她亡故於25歲，更有傳說她死於白喉病甚或梅毒。不論多荒謬的傳說，葛蘭希在最後的跋文中附上克拉克日誌，「9月25日，如此美好的早晨，吾等開始書寫」，這也是全文罕見的提到好天氣，置於小說之末，似乎暗示走訪這一遭，有了重新體會，也因而方能有新開始。
隨後葛蘭希談到著作此書同時也開始其研究之旅:「或許語言之靈仍在。或許當我遊遍后土，我終發現莎卡嘉薇雅的發聲」，同時更發現，「倘若真的有所謂州陸創意意識(the creative consciousness of a continent)，那麼必定存於土地中，存在這片廣納多聲的土地。我也是在此挑出了莎卡佳薇雅的聲音。最終，不斷的書寫，如同已書寫過的，都是旅程的一環」(152)。看似無聲的莎卡嘉薇雅，在葛蘭希的重新詮釋後，透過地貌的勾勒，發現並展現自己的聲響。金恩(Sarah King)認為葛蘭希筆下初期的莎卡嘉薇雅顯然｢根據同行或同住者｣來辨識自我屬性，因而小說開頭道:｢妳曾是秀秀尼，然後悉達察，然後夏博諾｣(13)，之後，如同羅伯森(Goerge Robertson et al.)等人所言，透過｢這裡與那裡｣(即空間地景的不同)，旅行｢引發新思維與新觀點甚至新存有(being)｣(2)。｢這裡與那裡｣亦如同瑪克肯姬(Ann McKenzie)所述，莎卡嘉薇雅因此長存於｢流水與高山中｣。小說結尾，｢石頭海狸長了長牙｣，又再回到所屬的海流中。對葛蘭希而言，不諳海洋，甚至多次坦言不愛洋流(92, 100) 的莎卡嘉薇雅，被賦予海狸回歸海洋之家的結語，其中所代表的意涵絕非天地/人，自然界/人界必當對立的窒礙看法，而是，原住民廣納四方、與天地共處的開闊想法。也唯有如此豁達的自然觀，莎卡嘉薇雅方不再受囿於遠征軍團所謂，抽象的「和平象徵」（token of peace）的虛假桂冠，並能自由的、暢遊於原住民作家所重新構建的新地貌之中。
伍、<鳥女和女權運動家>與美國地景
倘若說葛蘭希的動植物與自然描寫呈現的是靜態的美國地景，那麼莫吉卡的戲劇<鳥女和女權運動家>則是透過全美各地有關莎卡佳薇雅的建築物項，如雕像與紀念牌等，加上女權運動者的宣言、遠征指揮官的討論、美國原住民姆媽們的家常閒話，共同編織而呈現出動態式的形貌。
對多數美國文學研究者而言，莫吉卡（1954-）顯然名不見經傳，除了原住民劇本多不受青睞，另外莫吉卡80年代後移居加拿大，美國文學研究者對此女劇作家更形陌生亦是原因之一。事實上莫吉卡家族淵源不容小歔，其母親，葛蘿莉亞(Gloria Ida Miguel，庫納/拉帕漢諾克族)身兼教職、歌手與演員三職，其實即是美國女原住民劇場頗負盛名的蜘蛛女劇場(Spiderwoman Theater)中三大創辦人之一。 其父，麥西斯（Mathis Szykowski）生於法國巴黎，是法國文學教授。在雙親的薰陶下，莫吉卡對舞蹈與戲劇一向情有獨衷。據悉其十歲時即演過莎士比亞《第十二夜》中的薇歐拉（Viola）一角。較奇特的是莫吉卡在｢女原住民劇作家禮讚｣研討會會前討論中談述她移居加拿大後的心理轉折(1999)，｢遷居加拿大時，我身受只聞男性聲響遍佈劇場或藝術工作領域之苦….原住民社群中，內心的[女性]層面總是被縛禁…，因此，我一直抗拒寫作｣。不過或許因為加國原住民文化的興盛，莫吉卡終於在1990年出版《寶嘉康蒂公主與藍裔》(Princess Pocahontas and the Blue Spots)劇本合輯，其中收錄了兩位原住民公主，寶嘉康蒂與莎卡嘉薇雅，兩部劇本。此後莫吉卡致力於原住民文化的再現與推廣。除了劇場，她亦在多部電視劇中有所表現， 甚至也幾度出現電視螢幕成為原住民相關節目的主持人；2003年，莫吉卡與諾威爾(Ric Knowles)合編了以原住民劇作家為主軸的劇本合輯，《搗蛋鬼之夢》(Staging Coyote's Dream: An Anthology of First Nations Drama in English)。其最新動向則為2007年，為新企畫《巧克力女與其銀河夢》(Chocolate Woman Dreams the Milky Way)特地舉辦研討會與工作坊。
莫吉卡較受囑目的作品還是以探討寶嘉康蒂為主，莎卡嘉薇雅的部份則隨著電影《博物館驚魂夜》問世後方見評論。不過不論是寶嘉康蒂還是莎卡嘉薇雅，莫吉卡均是藉由不同時空，探索白人如何看待兩位女原住民為其主要焦點。亞馬遜書店讀者契文(Jenn Scheven)認為，莫吉卡藉由此兩本劇本展現女原住民的錯誤再現，並也藉此暗嘲西方文化對原住民文化的無知與忽視。佛西斯(James Forsythe)也有類似看法，｢本劇中，她[莎卡嘉薇雅]的故事遭腐刻成只是女權運動家的故事｣(168)。挪爾斯(Richard Knowles)則認為莫吉卡重審視了對女原住民的刻板印象，以｢轉化｣(transformations)為基準，企圖點爆變革之火，並轉化女原住民形象，因而在最後一景出現的莎卡嘉薇雅要求大家只需記得她｢孩童時的奮鬥求生｣、隨後｢被擄成奴｣、｢為人母後護子心切｣、｢為人妻後與丈夫鞭笞抗爭｣、終老時卻不忘｢且愛護其族民｣，與最後的魂歸鄉土，反而莎卡嘉薇雅有助美國的部份並未提及，薛克頓(Mark Shackleton)因而認為莫吉卡顯然急欲挑戰女原住民遭好萊塢過度利用，因而塑造出空洞無意義的印第安性(“Indianness”，259)。
收錄於《寶嘉康蒂與藍裔者》之中的<鳥女和女權運動家>據說是為某電台節目而製作的廣播劇。雖然只有短短22頁(從63到85頁)，此劇寫作手法仍是十分創新。全劇共分14景，時空看似不規則跳躍，實則大抵可將全部十四景分成三大部分：首先是1794到1806年莎卡嘉薇雅成長與隨遠征軍團前往的時間，其間共包括第二、五、六、十、十一和第十二景；其次則為1904到1905年期間，應是指1905年慶祝遠征軍探勘百年時，在奧勒岡州波特蘭市（Potland, Oregon）揭幕的莎卡嘉薇雅雕像時期，此為劇本中的第一、二、七、八、和第十四景；最後，第四、九和第十三景則為1926年時，莎卡嘉薇雅後代子孫的閒聊狀況。
有關莎卡嘉薇雅的成長與隨旅過程中，莎卡嘉薇雅談及其出生地到被擄成奴(第二景)；第五景則是路易斯與克拉克在達科他州(Dakota)領地曼丹堡起居室內，討論夏博諾的為人並決定莎卡嘉薇雅的同行，討論之時，只聞「野蠻人」一詞不絕於耳(71-72)。當克拉克得知路易斯選中莎卡嘉薇雅，略感不妥，不過路易斯隨之安慰：「在我們正式出發前，這個高大女孩應該已分娩了。所以，安心啦，不會有問題的。她們[指原住民女子]和咱們的女性可不同的；給她[指莎卡嘉薇雅]足夠食物吃，加上些廉價首飾，一切搞定」(72)。儘管克拉克仍有微詞，不過最後終以路易斯的決定為主。第六景呈現某次船舟失穩，夏博諾差點嗆死之窘貌。最後兩景則是克拉克告知莎卡嘉薇雅，即將要帶胖皮前往英國，與莎卡嘉薇雅的不捨。
第二部分也是本文主要論述的部分，場景分別在揭幕大街與其他小餐館。一開始即見眾女權運動者高喊莎卡嘉薇雅的成就，談到以莎卡嘉薇雅為名的山川景色；隨後的第二景則可能是揭幕儀式當天，請到女權運動者，伊娃黛(Eva Emery Dye)談到自己的小說作品，《征服：路易斯與克拉克真正的故事》(Conquest: The True Story of Lewis and Clark)，她更期許日後有更多莎卡嘉薇雅雕像的塑立，同時雕像師庫柏(Alice Cooper)也在現場籌募款項。第七景的示威者則提到莎卡嘉薇雅相關的紀念牌與雕像。第八景則在茶會中，女權運動家們閑聊到拓荒時期的狀況，談到當時盡是荒野與野蠻；此時女權運動者乙則言自己一直想當個狂野的印第安人(wild Indian)，「裸身且飛舞於營火升起的荒野中」(75)，之後，女權運動家丙甚至暢言：「莎卡嘉薇雅的族人們真是幸運，因為當時已文明化，亦已馴服荒野，他們都是道地美國人了；現在，或許我們可以教教他們，什麼是真正的平等了」(76)。女權運動家們有如此歧視的觀點，也難怪最後一景，女權運動者發表演講的同時，轉化後的莎卡嘉薇雅(INT.) 不斷介入插話，而後莎卡嘉薇雅突感呼吸困難，莎卡嘉薇雅(INT.)要求大家記得她女奴、母親、妻子與老婦人的身份，隨後隨鷹揚而去，全劇最後則以女權運動者重複第一景內容結束。
走筆至此，似乎故事應該結束，不過莫吉卡以1926年為主，呈現莎卡嘉薇雅後代族人們的觀感。顯然，儘管女權運動家對莎卡嘉薇雅讚賞有加，不過其偏頗的看法似需要透過另一方不同看法以作為中和。1926年的場景多在保留區內，主要是秀秀尼族的姆媽(Grandma)和父爺們(Grandpa)等討論莎卡嘉薇雅探勘後的蹤跡，同時也提出與女權運動家迥異的觀點：例如提到莎卡嘉薇雅不捨與胖皮分離時母性的展現，以及日後她經常提到「大水」經驗(即與遠征軍前往太平洋邊一看大鯨魚之事件)等。對於莎卡嘉薇雅的事蹟，則提到莎卡嘉薇雅獲頒獎牌，但是，父爺揶揄著，「請切記，夏博諾戴過獎牌，不過他已不在人間；莎卡嘉薇雅戴過獎牌，也已不在人間；胖皮戴過獎牌，不過他不在人間了；最後，胖皮的弟弟，巴席爾(Bazil)也戴過獎牌，但他也不在人間了。因此，秀秀尼族人認定獎牌必非善物，因為戴過獎牌者，均已不在人間了」(80)。由此也呼應姆媽乙所言，「咱們秀秀尼族人對於她帶領白人越高山涉大海之事根本不怎麼多想。畢竟，這些有什麼了不起的?莎卡嘉薇雅只有對白人而言才意義非凡。因此白人才給了她勳章，還有些文件證明她的事蹟」(77)。」
莫吉卡曾坦言自己｢編織故事｣的技巧乃得自母親｢蜘蛛女劇場｣的影響(“Chocolate Woman Dreams the Milky Ways” 177)，堪圖爾(Deleon Kantule)也在某次專訪中談到與莫吉卡的合作時表示，｢我們共同編織著[劇作]｣(Interview 11)，不過，不儘是故事情節的流動與｢蜘蛛女劇場｣相似，就連角色編排也顯然受｢蜘蛛女劇場｣不論多少角色一律只有三人演出的影響，加上此次是為廣播劇，角色分配更是奇特。有幾位列名為女權運動者甲、乙、丙，以及姆媽甲、乙、丙，但細究後發現，角色中女權運動者之一亦是二十世紀初相當知名的伊娃黛，姆媽的閑聊內容則更加混淆，有時其談話內容會加上引號，不斷搜尋之後發現，這些均是來自其他與莎卡嘉薇雅相關資料的引言，但未限定哪位姆媽一定是引用哪本書，有時姆媽甲說到一半，姆媽乙繼續談，而兩人談話內容可能來自同一引本。 最引人注目的還是本劇明顯透過美國地景串聯全文，十四景中分別在第一(67)，第七(75)和第十四景(84)列出與莎卡嘉薇雅相關的紀念碑，雕像，以及山川等，先分列如下:
那裡有 莎卡嘉薇雅溪於蒙大拿州
莎卡嘉薇雅湖於華盛頓州
莎卡嘉薇雅湖於北達科他州
以及 莎卡嘉薇雅溫泉於愛達荷州
還有還有
那裡有 莎卡嘉薇雅山於蒙大拿州
莎卡嘉薇雅山於蒙大拿州
莎卡嘉薇雅山於奧勒岡州
以及 莎卡嘉薇雅山於愛達荷州
…和龐貝石柱紀念小胖皮 (65)
那裡有 莎卡嘉薇雅牌於蒙大拿州
莎卡嘉薇雅牌於懷俄明州
莎卡嘉薇雅牌於北達科他州
以及 莎卡嘉薇雅牌於愛達荷州
還有
座 莎卡嘉薇雅像於聖路易州
莎卡嘉薇雅像於維吉尼亞州
莎卡嘉薇雅像於奧克拉荷馬州
以及 莎卡嘉薇雅像於愛達荷州
…和龐貝(修改)石柱紀念小胖皮 (75)
因此，請牢記
那裡有 莎卡嘉薇雅壁畫於蒙大拿州
莎卡嘉薇雅公園於華盛頓州
莎卡嘉薇雅營區於懷俄明州
以及 莎卡嘉薇雅博物館於愛達荷州
而這絕非全部… (84)
以上三場「型錄式」(catalogue)列表大約可分為三大項，第一景集中於自然美景如溪、湖、溫泉與山丘；第七景全和人工建造的紀念碑文有關；最後則是更大型的地景如公園、營區和博物館。由於前文已討論過自然美景的部份，因此此次以人工地景，尤其是第七景所介紹的紀念牌為主要探討重點。
如寇斯古若福所言，「透過交相關連的社會群體與土地之關係，地景遂構造出對話」(xiv)，亦即，地景可為人與土地對話之媒介與象徵。莫吉卡的劇本中羅列諸多地景人工或非人為)命名，至此展現美國政府(或當地居民)對美國原住民文化的認同(或稍許讓步)，然而此看似認同或讓步的作為其實深藏權力宣成(performance)的目地(Halbwachs 40)。儘管列出多項地景與命名看似代表莎卡嘉薇雅頗受注目，不過人工地景尤其是第七景談到的紀念牌與雕像卻可能有不同表徵意義。
先談紀念牌，其英文為“plaque”，本也可譯為紀念碑(monument)，為免混淆改稱為紀念牌。較為有趣的即在於莫吉卡並未使用「紀念碑」一詞。大體而言，紀念碑是屬於比較大型的景觀建築物，與紀念牌相同的是，兩者均非單純物項的設定，也絕非僅供裝飾用。一旦設立紀念碑後，政治與道德立即充斥於設定的空間，也聯繫空間中的份子，並進而導引相關份子了解一些未曾經歷過的事件，教導甚至要求個體記憶某單一事件，進而教化個體與國家相關的價值與規範。簡言之，紀念碑有助「想像社區」(imaginary community)之架構與對國家歸屬感的確立(Aries 74)。而今，當全美出現莎卡嘉薇雅紀念碑時，代表美國政府承認其存在，但也代表國家機制教化人民服從的需要與必要，以及該服從的高貴性。 弔詭的是，莫吉卡劇作中只出現莎卡嘉薇雅紀念牌而非紀念碑，一則或許代表政府或一般民眾不以為莎卡嘉薇雅有設立紀念碑之重要性(畢竟，大抵而言，紀念碑的重要性仍是重於紀念牌)；其次，此種紀念牌形成「逆紀念碑」被賦予違抗之寓意。楊(James Young)表示紀念碑只會阻礙記憶運作(55)，並造成「逆紀念碑」(counter-monument)的功用。楊認為人民透過紀念碑文得到苦難紓解，極可能導致記憶消散，此時紀念碑成為失憶的主要觸媒，故稱為「逆紀念碑」。此種概念就如同克藍所說，即是國家透過紀念地景來創造國族空間(48，透過紀念反而得以遺忘當權者即欲擺脫的過去，是故，筆者認為本劇出現的紀念牌亦可稱為「逆紀念牌」。
本劇中，以「牌」替代「碑」顯示美國主體政府霸權概念，亦即，原住民文化仍需和主流文化有所區別並遭隔閡—故以同樣命名，卻不同用字昭顯此境遇；其次，與「逆紀念碑」相同的，紀念牌也同樣導致記憶錯亂與崩離。白人政府解讀莎卡嘉薇雅的隨行是為國效忠，姆媽卻恥笑；「我記得她(莎卡嘉薇雅)告訴我們如何以狗肉餵食白人們」，「白人為何不將此事也列入雕像與繪畫中」(70)；「咱們秀秀尼族人對於她帶領白人越高山涉大海之事根本不怎麼多想。畢竟，這些有什麼了不起的?莎卡嘉薇雅只有對白人而言才意義非凡。因此白人才給了她勳章，還有些證明文件」(77)。這些原住民姆媽的看法顯然與白人看法大相逕庭，唯一相同的是，白人不以為莎卡嘉薇雅事蹟足以立碑(至多只是立牌)，原住民姆媽也不覺得遠征越陸是什麼了不起的大事。莎卡嘉薇雅的英雄性反遭諷刺、扭曲，進而趨減。
本劇亦列出諸多相關雕像。雕像與紀念碑同樣常用於彰顯英雄為國的英勇行為，因此，雕像主角往往也代表國家所欲表彰的德行，與紀念碑一樣具有教化功能。只是紀念牌碑文或有內容之不同，且視文字多寡，對碑文主角了解較深刻，但雕像卻往往因為特別注重英勇人物特定特點，且雕像僅凍結特定時間點，因此更容易造成刻板意像；其次，一旦我們賦予紀念形式記憶內容，我們也切割自我記憶的責任，由於雕像乏文字敘述的補助，更強化少許片段的事蹟，也因此更容易造成觀看者只集中在呈現的瞬間，而遺忘瞬間之外的其它事實。以劇中提到四地雕像中的三項作品，聖路易，維吉尼亞和愛達荷為例: 此三處雕像均同時納入兩位軍官，克拉克與路易斯和莎卡嘉薇雅， 最詭異的應該是在高度的呈現—三座作品中，路易斯均位居最高。維吉尼亞與愛達荷州作品的莎卡嘉薇雅矮人一截不說，這兩項作品中的這位女原住民均屈膝俾恭狀，主從地位立即顯現，同時也暗指美國原住民謙卑地位。若再探查其他相關雕像，更有驚人發現。在一個由以華謝基(Washakie)酋長為名的某非營利教育網站中，迪培(Brian W. Dippie)蒐集了幾幅相關雕像，其中1905年，1914年與1917年仿雕塑的水彩畫作品中的莎卡嘉薇雅居然如此神似，三位莎卡嘉薇雅均背著小孩作出相同的，指向遠方的動作。背負小孩象徵其天生母職，指向遠方的動作更大大強化其指路嚮導之功能，就連2006年的《博物館驚魂夜》中，也可以看到相同的指路姿態。 易言之，由於太過強調莎卡嘉薇雅嚮導的地位，莎卡嘉薇雅犧牲自己腰帶，還有成為首次具有投票權之美國女性的特色與成就等因此消散。紀念用的紀念雕像反而造成記憶的喪失與損毀不全。
此外，列文森(Sanford Levinson)指出，所有紀念碑均旨在停駐時間的流動(7)，雕像亦同。不論紀念碑或雕像因此均需採用特殊材質，如花崗石，銅料等鑄造雕像或銘刻碑文，冀求將雕像人物帶入「神聖的，不受時間控制的境域」(Verdery 5)，亦即試圖「停滯時間、制止遺忘，建立事物之狀態，讓死亡得以不朽化，並物質化非物質物」(Nora 19)。如此說來，記憶似乎也同樣停滯不前，如同大理石或銅材，均可好好保存並免遭破壞。然而，被保存的記憶必然只是部分記憶，亦即形成上述的刻板陳腐意象；其次，受保存的記憶如同遭軟禁的美國原住民歷史與文化，不易再見天日。長久以來，包括《博物館驚魂夜》中的莎卡佳薇雅均只是個嚮導，是個高雅、具曼妙身材的美國女原住民。
克藍在提及具有像徵意義的地景時，他以中國避暑勝地為例，覺得這是刻意塑造的地景，同樣地，博物館甚或公園亦是｢在土地上書寫權力｣(47)之另一範例。
馬卡思(Thomas Markus)指出博物館不過是透過監控觀光客以展現其權力的地域(21-25)，有關博物館與權力間的關係，傅科在<論其他空間>(Of Other Space)中已有詳論，不過本劇第十四景提到莎卡嘉薇雅博物館時，其實僅是莎卡嘉薇雅雕像進駐，博物館其它陳列項目和莎卡嘉薇雅並無太大關連，乍看似乎是莫吉卡認知錯誤，實則是透過博物館內的雕像，莫吉卡再度展現莎卡嘉薇雅被二度制約的概念，為此稍後出現的莎卡嘉薇雅(INT.)一開始即吶喊｢我勒骨中的刀刃/刺穿—我無法言談了!｣(79)。
本劇還提到與莎卡嘉薇雅相關的營區與公園，均幾近無稽之談。懷俄明州的莎卡嘉薇雅營區之所以以莎卡嘉薇雅為名，不過是因為有人聲稱曾將莎卡嘉薇雅葬於該地，然據了解，此人說法可議，因此，懷俄明州莎卡嘉薇雅園區與此女原住民應該其實毫無關連。華盛頓州的莎卡嘉薇雅公園則是紀念遠征軍與莎卡嘉薇雅曾在1805年十月到該區附近，園區現也有類似原住民村之建造，但除了名字之外，其它不見與莎卡嘉薇雅有所關連的事項。最後一景，女權運動者所欲彰顯的莎卡嘉薇雅公園、博物館與營區等，看似空間從單一建物擴及廣泛空間，象徵莎卡嘉薇雅的｢威名遠播｣，不料，這些廣大公共空間中的莎卡嘉薇雅均只是徒具偽名，在上述公領域中不具歷史事實，亦無實質影響力。這些一長串的地景列項反而成了戲謔與嘲笑的媒介。
為求解放限於窠臼過久的莎卡佳薇雅，莫吉卡的戲劇安排了一個重生的莎卡嘉薇雅(INT.)。此INT.目前看來最適宜的解釋應該是國際化的“international”。諸多以莎卡嘉薇雅為名的地景當然代表其聲名的遠播，美國政府某方面的妥協並接受此女原住民，然刻版意象與錯誤的呈現卻導致遠播的聲名只是扼殺原住民文化精髓。即便是女權運動者對於莎卡嘉薇雅錯誤的評價，尤其是對於原住民「荒野」一詞的偏頗言談，再讓這些雕像形同虛設，且更具嘲諷：
祖父甲: […]我們記得她[莎卡嘉薇雅]因為她是吾族人，因為她對吾族的意義
全 體: 附和聲
祖父甲: 絕非因為那些勳章、文件和紀念碑。「她葬於此山丘。她也僅有一處埋葬區。」
姆媽甲: 是的，沒錯。我想我會替咱們的曾曾曾孫找個新名。讓莎卡嘉薇雅安息吧。(Mojica，81)
在這樣的體認下，昔日的莎卡嘉薇雅突改窒息，而被重生後的莎卡嘉薇雅(INT.)取而代之，重生後的莎卡嘉薇雅坦言，地景命名均非她所願，
而今，鳥女之名—
Tsakakawea
遭禁錮於雕像，畫作，
湖泊與溪河
群山，山脊
不知所云的詩歌並橫臥著
然而，…然而有做飛行機器
稱之為「莎卡嘉薇雅之靈」―喔!
(低聲笑著)
無法再概括此靈
因此，高飛入雲霄，
鷹高啼
鳥女振翅，
發出自我之聲，
翱翔，
且，自由。 (84)
儘管最後仍聽見女權運動者高談與莎卡嘉薇雅相關之樂曲，公園，營區和博物館，此時，不論抽象之樂音，或具像之大型建築，盡納入最後結論，「那不是一切…」(84)。以莎卡嘉薇雅之名?又如何? 莎卡佳薇雅只求天地任遊吧。
結論
巴索(Keigh H. Basso)說:「某方面而言，吾等即為吾輩想像出之地方與世界」(34)。堤利(Christopher Tilley)直陳:「地點即等同個人個體，亦有自傳展現其形塑、運用、與轉換之過程」(33)。巴索再指出:「對某地的知識與對自我的了解、探析在廣大架構途中自我的地位等息息相關」(34)。為此，薩克( Robert David Sack)認為「地方與其地景是自我屬性的部分…地景充滿眾多昔日標誌—從墳地，建築紀念點，地名，宗教等均能協助我輩記憶，並賦予生命意義」(135)。至此，地景與自我認同之關係無須贅言。
本文討論兩種不同文類但針對同一名原住民女性為主軸的地景呈現。本文標題｢新地貌｣一詞尤希冀突顯兩位原住民女作家與一般美國地景感觀之不同。白人歷史中，從早期以黃金為利是圖的景觀重點，到透過荒野呈現的浮面昇華(將荒野視為超俗但疏離的地域，或認為來自地土的磨難，如風雪飢荒等，均是來自上帝的考驗等)，甚至到超驗主義時期自然田野的崇高，其實仍不免以大人類主義(human-centerism)為出發點， 認定地景的存在必攸關人類利害存在。
葛蘭希的莎卡嘉薇雅盡情於自然景色中，其言說，其所見，盡與敘述者之「我」共附和，故與白人科學化、精細但乏人性的論說相異，若再一較白人初期，以｢黃金｣來評價地土，更可看出葛蘭希構建原住民觀點中，無私利的自然地景。莫吉卡的劇本涉略更廣，從自然山河，到人工雕像與建築等，盡入眼簾，然而其劇中的莎卡嘉薇雅卻不感滿意，因為當命名起，自己似乎也陷入命名地景的禁錮，命名看似榮耀，卻亦可能成為提供特定掌權文化或政治體制價值的共同視覺濃縮，進而該地景變成國家勢力機器，莫吉卡的莎卡嘉薇雅感悟此點，遂蛻變為莎卡嘉薇雅(INT.)，希望就此解脫，故姆媽坦言不會再以莎卡嘉薇雅命名子孫，似希冀莎卡嘉薇雅能遁出地貌的纏身，而能翱翔於重天—享受真正自由，沒有疆界，更無命名之桎梏的快活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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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葛蘭希與莫吉卡作品中的莎卡佳薇雅談起
羅宜柔
摘-要
因為《博物館驚魂夜》的賣座，美國女原住民莎卡佳薇雅(Sacajawea或Sacagawea)的故事廣受關注。在美國女原住民歷史中，早期最受注目的莫過於寶嘉康蒂(Pokahontas)拯救白人領袖(John Smith)的事蹟，而今則有莎卡佳薇雅則與白人遠征軍團("The Expedition of the Corps of Discovery”)跋山涉水、翻山越嶺的紀錄與傳說。莎卡佳薇雅以約十六歲稚齡，帶著長子胖皮(Pompey)，伴隨懦弱無能的白人丈夫夏博諾(Charbonneau)與白人探險團一同探勘西北，以實現傑佛遜總統(Thomas Jefferson)的「越陸夢想」，其間歷程引人入勝。又且，透過莎卡佳薇雅的遊歷過程，連結／並置出美國本土中的歐洲白人與原住民文化之異同。要談美國地貌，自不可忽略莎卡佳薇雅。
本文旨在細讀兩部與莎卡佳薇雅相關的作品，一為切羅基族(Cherokee)葛蘭希(Diane Glancy)的小說《石頭心》(Stone Heart)，另一為庫納/拉帕漢諾克族(Kuna and Rappahannoc)莫吉卡(Monique Mojica)的短劇<鳥女和女權運動家>(“Birdwoman and The Suffragettes: a story of Sacajawea”)，前者透過遠征軍日誌與當代原住民作家葛蘭希的重新刻畫，在雙重文本交相閱讀後，一方面形塑兩百年後美國印第安原住民之屬性認同，另一方面希冀紓解甚至釋放舊有侷促的美國地貌觀念。莫吉卡則透過全美各地有關莎卡佳薇雅的雕像與公園、女權運動者的宣言、遠征指揮官的討論、美國原住民姆媽們的家常閒話等，在靜態如地標／地景，動態如言語、故事之流傳與討論等不同脈絡中，描繪出最終翱翔於地貌和言說之內／外的莎卡佳薇雅。
關鍵字：莎卡佳薇雅，地貌，地景，遠征軍團，命名，雕像，紀念牌，《石頭心》，<鳥女和女權運動家>，遊歷經驗，空間記憶
Indigenous Landscape Construction in America:
Sacagawea in Glancy’s Stone Heart and
Mojica’s “Birdwoman and The Suffragettes”
Yi-jou Lo
Wenzao Ursuline Institute of Languages
Abstract
This paper intends to re-construct American landscape in terms of literary works by two Native American women authors: Diane Glancy’s Stone Heart: A Novel of Sacajawea is one and Monique Mojica’s“Birdwoman and the Suffragettes: A Story of Sacajawea.” Both Glancy and Mojica attempt to map Sacagawea as an indigenous woman which mapping is different from that in Euro-Americans’; nevertheless, these two female Native American authors also depict Sacagawea differently with their own interpretation and manifestation. Sacajawea is remapped in Glancy’s novel in the light of parallel writing, second person point of view and the landscape naming. Mojica focuses more on some manual-labored construction such as statues and plaques. The former discloses the restriction of Sacagawea while the latter, aims at portraying and furthermore, releasing this indigenous woman. It is only by means of landscape drawing/mapping that Sacajawea is deeply demonstrated and elaborated.
Keywords: Sacajawea, Relief, Landscape, the Lewis and Clark Expedition, Naming, Statue, Plaque, Stone Heart: A Novel of Sacajawea, “Birdwoman and the Suffragettes: A Story of Sacajawea”, Travel, Space Memory
因為《博物館驚魂夜》的賣座，美國女原住民莎卡佳薇雅(Sacajawea或Sacagawea)的故事廣受關注。在美國女原住民歷史中，早期最受注目的莫過於寶嘉康蒂(Pokahontas)拯救白人領袖(John Smith)的事蹟，而今則有莎卡佳薇雅則與白人遠征軍團("The Expedition of the Corps of Discovery”)跋山涉水、翻山越嶺的紀錄與傳說。莎卡佳薇雅以約十六歲稚齡，帶著長子胖皮(Pompey)，伴隨懦弱無能的白人丈夫夏博諾(Charbonneau)與白人探險團一同探勘西北，以實現傑佛遜總統(Thomas Jefferson)的「越陸夢想」，其間歷程引人入勝。又且，透過莎卡佳薇雅的遊歷過程，連結／並置出美國本土中的歐洲白人與原住民文化之異同。要談美國地貌，自不可忽略莎卡佳薇雅。
本文透過與莎卡佳薇雅相關的兩部作品之細讀，一為切羅基族(Cherokee)葛蘭希(Diane Glancy)的小說《石頭心》(Stone Heart)，另一為庫納/拉帕漢諾克族(Kuna and Rappahannoc)莫吉卡(Monique Mojica)的短劇<鳥女和女權運動家>(“Birdwoman and The Suffragettes: a story of Sacajawea”)， 企圖藉由兩位現代原住民作家如何透過莎卡佳薇雅的遊歷經驗與空間記憶，構建出美國原住民的文化新地景。本文文本選擇原因有二，其一可溯源自1999年3月30日美國原住民女劇作家協會(Native American Women Playwright Archive)於俄亥俄州假邁阿密大學(Miami University)主辦｢女原住民劇作家禮讚｣（Celebration of Native Women Playwrights）研討會會前會，於3月29日時，數位原住民女劇作家的圓桌會議，莫吉卡與葛蘭希均列席參與並針對原住民書寫有所互動，對於原住民遭刻版化之現象亦有所感，也因此構成本文試圖連結兩位作家的動機之一。其二，本文研究文本分選自不同領域—戲劇與小說，希望透過相異文類的爬梳與磨合而能成就出迥異於相同文類(如小說對小說或戲劇對戲劇)可能造成的單一且略顯偏頗的觀點。亦即，透過不同文類的交流，擴展原住民舞台，並提供更多迥異於昔日略險窒礙的地景觀感。
本文題為｢構建美國新地貌｣，｢新｣一詞乃用以對照早期歐洲白人的地貌觀感，針對莎卡嘉薇雅的旅歷，白人歷史所構建出的和平、和諧，甚至暗示表彰女原住民為｢國｣奉獻精神的假象，就此，在探勘事件百餘年後，與原住民作家如葛蘭希和莫吉卡等的刻劃呈現對比。當兩位原住民作家在不同的領域(小說與戲劇)中表述雷同理念的同時，白人一貫天命(Manifest Destiny)與天啟意識所構成的｢偽｣美國也因而面臨崩坍潰散。
本文分六大部份，其一解釋地景，闡述文化地景與文學地景；其二略述莎卡嘉薇雅之生平；第三部分整理簡述美國殖民時期至十九世紀初(約遠征軍勘期)之美國地景以作為稍後與兩位原住民作家不同刻畫的對照；第四與第五部分則個別討論葛蘭希與莫吉卡的作品；第六部份是為簡短結論。
壹、地景
地景一詞據說源自荷蘭語“landschap”，“land”與土地相關，至於“schap”則等同英文“ship”之字尾詞，因此“landschap”意旨與土地有所關連。該詞乃源自十六世紀末，荷蘭藝術家討論當時盛行的景觀繪圖型類之用語。運用至今，以字釋意，「地景」喻指地面之景色。或因「景色」一詞總令人聯想自然景色，因此不少學者多半將其指涉為鄉村與自然風光，如同愛默生描繪的自然為地景主要內容，亦如巴瑞爾(John Barrell)在《風景的黑暗面》(The Dark Side of the Landscape)中所討論的風景畫仍專注於可讓人放鬆的鄉村風光；迪賽圖(Michel de Certeau)在《日常生活的實踐》(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1988)中也側重田野或鄉村(rural)的描述；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因此暗示地景還是屬於休閒觀光類，「工業式的鄉村幾乎沒有所謂地景而言 」(120)。即使較為奇特如阿波頓(Jay Appleton, 1975)結合地景與動物行為提出以動物為主軸的「棲地偏好論」(habitat theory)，仍可看出田野景觀仍是論述重心。
然而土地之上未必僅有田野景色可觀，其他建築物亦當涉入地景範圍。因此，克藍(Mike Crang)指出地景並非僅止於自然事，地景應還牽涉地理空間與不同的地理區域(31)。馬克思主義者眼中的地景更成為可販賣之商品，並視地景為「社會祕文」(social hieroglyph)。尚不論此說法是否又太狹隘，至少馬克思主義的概念指出地景與社會架構應息息相關，也代表地景其實等同可閱讀之文本，並被賦予某種象徵。因此，寇斯古若福(Denis E. Cosgrove)更進而將地景與歷史、社會和經濟連結(xiv)。當論及地理與地景之關聯時，格萊哥利(Derek Gregory)認為必須將之置於「社會生活的架構與行為」模式中(217)。更進一步而言，地景與文化尤其密切相關。因此騷爾 (Carl Sauer)主張地景全觀式(holistic)的勘查，他將地景視為有機體(organic unit)，更重視通盤文化地景的安排。儘管騷爾仍太過著重於非都會區的地景，但他提出的文化與地景之概念儼然成為研究地景的主要課題。其後地景研究學者傑克森(John Brinckerhoff Jackson)更認為自然地景已經不復存，所有地景均已成為文化地景。他的研究對象也不再囿於鄉村田野，而注意到巷弄、高速公路，甚至也包括國家公園等議題，因而寇斯古若福指出，傑克森透過地景與所代表的象徵符號串聯了外在環境與共同群體的歷史感。當地景成為文化地景，被喻予文化意涵時，地景研究範圍幾近無限擴大，地景因此可代表權力的再現，代表國族生活，代表了懷舊與記憶，此時，「地景並非個人資產；地景反映了某個社會文化的信仰、實踐和技術。地景如同文化，反映出這些元素的匯集，因為文化也不是個體的資產，而且只能夠在社會中存在。許多研究觀察地景如何塑造特定社會組織，以及如何被該組織所塑造」(Crang 18)，亦即，「地景都是變遷的記載，文化價值有所變化，隨之需要新的形式」(Crang 28)。
綜而言之，地景可概含鄉野景色，亦即注重自然與文化(nature and culture)間的互動，但也包括日常居住之所見，舉凡各類建築、雕像，甚至公園，博物館等，均為地景研究範圍。其次，雖說上述地景看似永恆不變，然而地景研究隨時間而有更迭，米歇爾(Don Mitchell)論道：「(地景)構建自掙扎、妥協、短暫『在居住區』競爭與合作的社會因子:(地景)是個名詞，亦是社會進程，既堅若磐石但也不斷易變中」(30)。安契茲等(Anschuetz et al.) 更突顯地景不定性，不連貫性，與多元聲音(167)。克藍則以刮除重寫(palimpsest)來展現文化地景的動態呈現:
刮除重寫一詞衍生自中世紀的書寫材料。這指涉的是刮除原有的銘刻，再寫上其他文字，如此不斷反覆。先前銘寫的文字永遠無法徹底隨著時間過去，所呈現的結果會是混合的，刮除重寫呈現了所有消除與覆寫的總合。因此，我們可以用這個觀念來類比銘刻於特定區域的文化，指出地景是隨著時間而抹除、增添、變異與殘餘的集合體。(27-28)
地景所含此種不安分的因子亦代表地景必然的象徵色彩。布萊絲(Catherine Brace)指出，「所有地景，不論真實或只是想像而成，都是再現的」(121)，而其中地景如何再現權力與控制關係更已成為當今熱門議題。克藍在其《文化地理學》 中以印尼和辛巴威等為例(47-53)討論地景建築和權力展現的關係；米契爾(W. J. T. Mitchell)也以紐西蘭、以色列與巴勒斯坦等為例(18-30；261-90)論述地景更動與權力更迭的關連。
至於北美原住民，地景即如土地是其生活的一切。席爾珂(Leslie Marmon Silko) 道:「任何與普布羅(Pueblo)族相關的敘述[都]必專注於地景」(43)；布倫(Harold Bloom)也認為地景與納瓦侯族(Navajo)有密切關聯(7)；沃麥克(Craig S. Womack)則探討語言、故事，地景和克里克族(Creek)之間的關聯。因此，霍伯森(Geary Hobson)直陳:「吾土即族群力量之源」(14)；席爾珂一再強調:「地景位居普布羅族信仰與認同屬性之中心點」(43)。
或因十九世紀美國原住民地位不彰，二十與二十一世紀之後的當代，多位原住民作家力求替昔日原住民發聲，繼寶嘉康蒂後，莎卡嘉薇雅則是頗受當代原住民作家重視的另一位女原住民。這位不到二十歲的女子，帶領遠征軍橫越全美(從北達科他州，蒙大拿，愛達荷，華盛頓，奧勒岡到太平洋)，此次地景的探測與其中的掙扎與血淚更是後來原住民作家描繪的重點。本文挑選的兩部作品各來自兩種不同類型，展現不同型貌，企圖重新構建迥異於兩百年前，不受重視的原住民文化與樣貌。葛蘭希的小說作品《石頭心》側重於歷程中的自然地景，遠征軍團的日誌紀錄，與作家冥想莎卡嘉薇雅心路情境的並列；莫吉卡的戲劇作品<鳥女和女權運動家>則將莎卡嘉薇雅同期與其日後時代並置，甚至羅列之後與莎卡嘉薇雅相關的建築類地景，此作品中的莎卡嘉薇雅不再無聲。文本交相閱讀後，雖然莫吉卡的作品出版年代晚於葛蘭希的《石頭心》(前者1990年出版，後者2004年出版)，但在莫吉卡的戲劇作品中，不論所涉略之年代，或所呈現之女原住民屬性追尋等，都廣於葛蘭希的視野，因此本文論述之編排以葛蘭希為開頭，莫吉卡的作品結尾。
貳、秀秀尼族(Shoshone)之鳥女
莎卡嘉薇雅本秀秀尼族之女，因為宿敵希達察族(Hidatsa)的入侵，遭希達察族擄走後， 法裔加拿大籍毛皮貿易商夏博諾買下她與好友海獺之女(Otter Woman)為小老婆。 隨後由於當時總統傑佛遜在購地擴展美國國土後，希望有人協助探勘，同時也藉此與各地原住民有所溝通與交流，因而在1805年組成「路易斯與克拉克探險隊」或稱「探險軍團」(the Corps of Discovery)。領軍者路易斯與克拉克需嚮導與翻譯師，遂徵召數位熟諳其它語言的貿易商，夏博諾便是其中一位。至於莎卡嘉薇雅的加入，首因是她深知兩族族語，其次，其原住民身份有助白人軍團與原住民的溝通；此外，年僅十六歲但又身懷六甲的她，讓遠征軍考慮到若隨行能有原住民女性加上原住民小孩，更能彰顯遠征軍團亟求和平的主旨，因此莎卡嘉薇雅雀屏中選，隨遠征軍翻山越領，歷經七百多日，約兩年光景。
未滿十八歲的莎卡佳薇雅對軍團的貢獻遠多於丈夫夏博諾。不論在翻譯、在路線引導、在食物補給、物種的發現、甚至在外交上， 都可見莎卡嘉薇雅的協助。某日，莎卡嘉薇雅甚至幫忙撿回流失的貨物，探險隊還因此當時的河流命名為「鳥女之河」(Birdwoman River)。
另值一談的則是探險隊抵達西岸尋求紮營地後，當時兩位軍官決定由眾人投票決定營地，莎卡嘉薇雅亦具有投票權，因此莎卡嘉薇雅可以說是美國首位具投票權的女性。之後，大家爭先前往一睹太平洋壯麗景色，或因莎卡嘉薇雅體弱，或因莎卡嘉薇雅有小孩 之累，加上莎卡嘉薇雅一向貫於山區生活而不愛洋流之地，兩位隊長私下決定莎卡嘉薇雅可不必同行。不料莎卡嘉薇雅並不體諒此決定，力爭後，莎卡嘉薇雅也得見洶湧之太平洋。由於莎卡嘉薇雅力求與大家相同權利，女權運動者亦視她為先驅。
兩年後約1806年春，莎卡佳薇雅與丈夫任務達成，探險隊支付五百美金，更餽贈三百二十英畝地給夏博諾，妻以夫為貴，因此莎卡佳薇雅自是分文未得。或有鑑於此，隊長之一的克拉克似有所愧疚，加上兩年相處，十分喜歡胖皮，遂提議在莎卡佳薇雅兒子稍長後，將他送往英國受教，莎卡佳薇雅也同意此做法。莎卡嘉薇雅當時心境不得而知，不過本文兩位作家均描述到莎卡嘉薇雅與兒子分離之不捨。
有關莎卡嘉薇雅生死眾說紛紜。一說她大約二十五歲即亡，不過秀秀尼族則普遍相信莎卡嘉薇雅逃離夏博諾，回歸山林，過著閒雲野鶴的生活，至約百歲才離開人世。
即便在莎卡嘉薇雅亡故之後，受其特殊經歷之迷人，加上原住民文化的特色，全美各地興起莎卡嘉薇雅炫風。全美多處可看到與莎卡嘉薇雅相關的建築，如壁畫、公園、博物館館等。 2000年還發行了莎卡嘉薇雅金幣，成為美國首位女原住民躍上錢幣鑄像者。
參、美國殖民地景: 荒蕪與富饒
殖民時期，甚至早在十四世紀哥倫布航經新大陸，對新大陸地景描述雖繁多，但其實｢經濟｣(尤重黃金)方是多位歷險家書寫與航險的主要目標。 此後歷險或拓荒者大抵可分兩種想法，一是對此嶄新地土豐渥資源的想望，二則是屢經挫折後的失望，海瑞特(Thomas Harriot)與懷特(John White)兩人的記載恰可為例。海瑞特談到抵達維吉尼亞州後，發現一群｢貧困、不擅使用技能，不懂判斷｣，但和善且｢服從我方(即哥倫布等)｣(240)的原住民，此外還觀察到不須施肥即有農作物的神奇土地。海瑞特不斷使用豐盛(much)讚嘆新大陸，並宣稱只需些許勞動與辛苦(labor and pain)，收穫即倍數成長(241)。曾與海瑞特同行的懷特，其看法卻大相逕庭。在《諾頓美國文學文集》中，懷特紀錄海上困頓與隨後欲登陸尋找補給時，原本的駐軍已不再，只見當地已遭襲擊，加上一路屢經風災肆虐(84-89)，懷特不禁在寫給哈克路特(Richard Hakluyt)的信中，談到美國行的不幸、困惑與不適(qtd. in Norton 83-84)。
此種伊甸美夢與人間煉獄兩極化的評價一直持續著。日後，一方面有如史密斯(John Smith)等大談在殖民地打獵、垂釣、獵鷹的悠栽田園美夢(265)，另一方面新大陸的豐饒物產使人垂涎，但抵達後的風土不適，加上眼見無法回歸故土，遂將疾病與思鄉的交迫窘境歸罪地貌形勢，故冠以｢荒野｣(wilderness)一詞。｢五月花｣號領導者，波萊福德(William Bradford)指出抵達鱈魚角(Cape Cod)時，無友無居住地，且更不受野蠻人(savage barbarians)歡迎，在草木皆兵的氛圍中，波萊福德也不禁喪志泣訴，到處｢只見窮兇惡極(hideous)，人煙稀少的荒野｣(176)。伊甸夢的不順遂導致荒野逐漸成為負面意義代名詞，荒野顯然該遭屏棄，而置身荒野總有淪落天涯人之悲涼，此時若加上對環境陌生，一旦有個風吹草動，恐懼自然被放大，頓覺危機四伏。波萊福德談到被一群印第安人包圍時，以｢可怕｣(dreadful)描述之。此危境感更促使殖民者進一步將荒野與原住民劃上等號，荒野等同於危險也等同於印第安原住民。也難怪波萊福德談到皮墎(Pequot)與印第安原住民一戰時，儘管眼見四百多名印第安屍橫遍野，臭味焦味雜陳，但他仍以｢甜美的祭典｣(sweet sacrifice)作為結論(340)。日後，傑佛遜總統徵召美國國境探勘隊時，該探勘團以｢和平使者｣自居，且不忘推出｢女人與孩童牌｣自保，顯見探險隊對印第安原住民蠻橫無理的刻版印象，仍是深懼於心。
歐洲白人對美洲大陸的不熟悉，而賦予土地與居住者兇殘形象，同樣地，印第安原住民也無法體會歐洲白人的諸多舉動。波瓦坦族酋長(Powhatan)即曾信告史密斯並納悶於為何史密斯等人要殘害可供應他們補給的印第安原住民，為何嫉妒原住民的｢未被馴服｣―雖然原住民仍願意｢餵養｣(feed)歐洲白人(349)。西雅圖酋長(Chief Seattle)也在上書給皮爾斯總統(Franklin Pierce)時指出，大地根本是白人的敵人，｢一旦征服後，立刻趕往下一場的爭戰｣(380)；｢白人建造之都不得安寧。亦無法聽聞春葉或蟲兒振翼之聲｣；同樣地，他也無法瞭解白人趕盡殺絕，連動物也不放過的舉動―｢倘若動物死盡，人類可是會死於孤寂的｣(381)。不過對白人而言，只怕拓展人類居住版圖是至高成就，自然就顧不得其它殺傷了。因而克雷夫科爾(Hector St. John de Crèvecoeur)在《美國農夫信札》(Letters from an American Farmer)時愉悅指出：｢看呀，眼前的都會、村落、一望無盡的田野，其上眾多房舍、鋪好的大路、整理好的草原與建好的橋樑，一百年前這兒可是只見野性、茂密樹林與不見開發的景象呢｣(60-61)，上述言論暗指歐洲白人未到此大陸前的窮鄉僻壤，更自詡於對眼前人造地景甚是滿意，同時亦看出克雷夫科爾略顯狹隘，都會/樹林，人為建設/自然荒野，與文明/非文明的二元觀。
隨著土地的開發，荒野遭侵蝕而不復存，或許物以稀為貴，日漸地，此種人煙罕至之地反而成為歌頌對象，如弗瑞諾(Phillip Freneau)感歎野生忍冬花(1219-1220)靜謐於僻靜無人知的地區，但也暗示這是大自然善意的安排，如此方能躲避人潮的熙攘;同樣的，在觀察蘋果樹時，詩人也再度喟歎植物韌性，並以｢孤寂｣之寶石名稱呼此蘋果樹(1221)。此時自然原野成為書寫繆思中心，甚至是沉澱心靈的最佳休憩地，如愛默生所言：｢在森林中但見永恆之春｣，｢步入森林中，我們回歸理性與信仰｣(“Nature”，10)。儘管之後的惠特曼同時高歌都市與鄉野，自然原野確實開始轉化成疏離但脫俗的形象，與都會地景漸行漸遠。
同樣，印第安原住民似乎也被遺忘於美國歷史中。超驗時期前後的文學作品中就算有印第安人，不是跑龍套式的，不成重點，不然即被視為即將消逝的族群，如弗瑞諾所見的印第安墳塚，庫柏(Fenimoore cooper)勾勒出的印第安原住民也和荒野一樣，日漸凋零。甚至遲至馬克吐溫，也不易尋得印第安原住民的蹤跡，好不容易在<尼加拉瓜瀑布>(“Niagara”)短文中看到對印第安原住民的討論，結果竟是來自愛爾蘭假扮以銷售假原住民飾品的騙子。
肆、《石頭心》與美國地貌
不論是嗜血或高貴野蠻人，美國政府對待美洲大陸與對待印第安原住民的共同態度是—自以為是為他人謀福利，其實只是愚昧帝國思想的作祟。如同多數殖民霸主自認到殖民地開拓，是協助殖民地邁向文明的高貴行為，然而在不理會文化差異下的貿然拓墾，自然得不到對方的感恩以待。日後政府雖有意攏絡，為原住民立法、立碑，甚至也有原住民相關博物館的開創等，不過原住民對這些看似風光的建物卻有不同的解讀。本章節即先討論葛蘭希透過與十九世紀探勘軍所寫之日誌的互文對照，呈現不同於昔日歐洲白人的地貌景觀。
由於出身背景的特殊―葛蘭希的母親是德英混血白人，父親則是切羅基族(Cherokee)族人，遊移於雙重身分的邊緣特質也因此成了葛蘭希偏愛的課題。葛蘭希的作品產量十分豐富，其靈感似乎源源不絕。其小說、詩歌與戲劇呈現多樣技巧，如本文提到的小說，《石頭心》中的第二人稱觀點與並行書寫，散文《訴求鼻息之地》(Claiming Breath)全書無頁碼編號，戲劇則甚至出現沒有演員表的<馬>(“One Horse”)，葛蘭希在《饑寒交迫之舞》(The Cold and Hunger Dance)中曾指出自己喜歡實驗性語言，希望展現語言｢更流動且更可塑｣的一面(7)，除可見其混雜屬性對此作家的影響―葛蘭希似急欲將對於屬性疆域的不安，透過書寫文類的遊走一得舒緩。
葛蘭希一直深信族群故事與地景的連繫，｢故事永遠無法切斷與土地的臍帶｣，｢土地即是心之態度亦是心之所在｣(“July: She Has Some Potholders”，14)，因而不論其小說、詩或戲劇，均呈現對土地地貌的眷戀與省思。本文所討論的《石頭心》中，葛蘭希更採用特殊寫作手法彰顯自己與白人對於地貌的迥異看法：第二人稱觀點是其一，第二項筆者將之稱為並行書寫(“parallel writing”)。
舉凡文壇確實不易閱讀到第二人稱觀點的寫作，在《石頭心》中，敘述者「我」，一路跟隨莎卡嘉薇雅，告訴莎卡嘉薇雅，她的辛苦「我」懂，她的心事，白人不解，丈夫夏博諾根本不予理會，但「我」懂。如此的寫作恰好符合維佛(Jace Weaver)的「我族書寫」概念。不似白人寫作，其中主角永遠孤獨一人，但本文的莎卡嘉薇雅看似孤獨，實則有「我」之陪伴。
並行書寫的部分，該小說全文大多分成左右各半，左邊是敘述者「我」與莎卡嘉薇雅的相關內容，右半則是路易斯與克拉克的日誌內容。同樣談整個歷險，三人足跡幾乎踏過相同地區(有時探險軍團會兵分兩路)，此種「並行書寫」更容易看出葛蘭希筆下莎卡嘉薇雅與兩位白人軍官對周遭地貌的迥異看法。
由於傑佛遜總統同時也希望路易斯與克拉克能詳述沿途風土甚至動植物，因此在兩人的日誌中可看出科學家式的記載。某次路易斯殺了數隻千鳥(plovers)並觀察，此時日誌中載入:
今晨捕殺了幾隻不同種類的千鳥…有隻約莫同此地河岸下流常見黃腳或大灰千鳥的體型…眼睛亦如一般大小，深黑瞳孔但眼瞼略狹細，且帶黑黃咖啡色；其頭，頸，和軀體上半部以及覆羽呈現鴿般的棕色…胸部與腹部白棕色；尾翼共十二根羽毛，均約三英吋長…鳥喙黑色，約二又二分之一英吋長…。 (36)
同一頁，有關莎卡嘉薇雅的部分有兩項記載:
你看見響尾蛇與灰熊。
有時灰熊會尾隨人們而至。
因此，在確定灰熊死亡前，只見白人們不斷開著槍射殺。
路易斯槍殺幾隻鳥兒，花了一下午的時間審視著。他丈量著，思考著，做了些筆記，畫了些圖。不斷將鳥的屍體翻轉，更加詳視，寫了更多附記。 (36)
對路易斯而言，飛禽走獸不過是被觀察的客體，其科學系統化的編寫顯示此人對地景、地貌的忽略—這塊土地畢竟只是國土的一部分，而至於觀測者對土地的了解和觀察之渴望則可轉化成如同攝影一般的意圖，「去拍照…是一個權力∕知識關係。擁有對客體的視覺權力也代表擁有部分權力…[此時]，攝影也就馴化了凝視的客體」(Urry 139)。亦即，此時觀察與凝視透過挪用而轉化成為如傅科(Michel Foucault, 1980) 所言的象徵了權力運作，因而此凝視成了「權力之眼」。在《規訓與懲誡》(Discipline and Punishment)中，傅柯透過「圓形監獄」(panopticon)展現如何藉著「凝視」來支配並展現所謂的「微觀權力」(micro-power)；到了《臨床醫學的誕生》(The Birth of the Clinic)，傅柯則談到醫生對病人的注視亦是權力的施展，「觀看者的凝視既是主宰者的凝視」(39)。為此，路易斯與克拉克的勘查，無不是意圖將所見繪入地圖中、所觀納入國土版圖的權力展現，此點顯然與原住民看法不同。
葛蘭希所展現迥異於遠征軍團凝視與權力象徵的概念，透過「並行書寫」展現無遺。在雙重文本的對照下，其實白人和原住民兩者敘述交集不多，往往路易斯與克拉克重視某事，而莎卡嘉薇雅的論述談的是完全不相干的內容。再者，兩邊對周遭景物的描寫也是迥異。白人軍官日誌中盡是對自然環境之恐懼—葛蘭希引用自迪沃托的日誌中，幾乎每天均談到當天陰暗的天氣；此外，除了精準的數目外，更常見軍官在自然間的殺伐，例如，
1804年12月17日星期一，一個寒冷的早晨，零下四十度。(17)
1805年5月9日星期四，克拉克上尉殺了兩頭雄鹿與兩頭水牛。(35)
1805年5月29日星期三，昨晚被一群水牛驚嚇到。(39)
1805年6月2日星期日，昨日狂風怒吼….我與獵人們射殺了六匹麋, 兩頭水牛，兩頭北美黑尾鹿，與一頭熊。(41)
1805年6月16日星期日，昨夜雨不停，陰暗今晨，加上狂風。(51)
1805年6月19日星期三，早晨派人找出前幾天獵獸而得的肉類，幸好未被狼群所獲…一整天，風狂吹著。(53)
對照之下，葛蘭希即不以為然。，葛蘭希透過明喻修辭，加上原住民觀照自然萬物的特色，巧妙地勾勒出另一種美國風情：
這裡的大雨和冰雹如同狂奔的獸群。(59)
赭紅岩石高聳如巨樹。 (82)
群樹聚集，其樹幹恍如龐然大獸之腿。(97)
你驟然化身為鬼馬。你感受到海潮起伏。(100)
海洋如同晃動的獸皮。(102)
當他[小兒胖皮]沉睡，他如同睡在裝滿星辰之皮囊。(128)
顛簸之河水如月。 (135)
以上的明喻書寫，雖不如暗喻修辭下，本體(tenor)和喻體(vehicle)的密切關係，卻可明確地看出原住民與地景之相處怡然的態度：即使狂風驟雨，亦無所懼。言談之中，大雨、驟風、星月均成了修飾用的形容用語，其地方感的感情結構(structures of feeling)和白人只用數字，顏色，程度等抽象形容詞論述大有差別。如同哈維(David Harvey, 1973)所言，透過「地理學想像」(geographical imagination)可分析個人與自己生活空間之關聯，在此分析兩者用詞，遠征軍科學化的分析彷若欲解剖地景與地貌，不禁令人聯想早期白人初到美洲大陸，因心生畏懼而刻畫出猛鬼般的印第安人與地土，如同歷史學者所言:「與其說美洲地土是處女地，不如說這是一扇窗。歐洲白人至此其實發現的不是荒野…而是『創造』荒野」(Jennings 10)。
此種草木皆兵，自我驚嚇的窘況也同樣影響遠征軍團在自然環境對應的態度。1805年十月，路易斯遇到薩克族(Sakulk)時親眼看見該族族人多患眼疾，而且其中不乏單眼或雙眼全盲者。日誌中，路易斯解釋此現象應當是「該族春夏秋季，盡日在河邊垂釣，而冬季加上白雪映照，長年累積，因此遭致此不幸(misfortune)」。另一方面，葛蘭希對該現象的描寫則是，「妳[即莎卡嘉薇雅]巧遇一群印第安人，由於長期須在河邊垂釣，凝視水中烈陽，多數人目光如火(inflamed)」（83）。再一次，相同事件，軍團以不幸視之，葛蘭希則再度藉由身體器官（「目」）與自然之「火」的凝聚，展現原住民特有的，合融的地貌觀想。
同樣是竟日的狂風與可懼的猛獸，到了原住民論述卻成了自然、動物與人類可共處的交響曲。葛蘭希所銘刻的原住民，自然地將地景納入共同生活群，如此亦符合維佛的「社群行動主義」 —亦即不斷易變的社群主義，此思想也和白人倡行的個人英雄主義形成對比。前者以「社群」為基，後者則欣賞「獨行俠」。透過本小說亦可見此差距。莎卡嘉薇雅與「我」，甚至風雨山野可為共同體，而探勘軍方面則只見殺戮與自然抗爭。
上述對照還可見於雙方命名方式與態度的岐異。
克藍認為地景不但可塑造，且可操弄，其中操弄的手法之一就是「命名」(48)。命名是權力展示，透過命名，可將被命名者｢剝離其環境…(進而)歸入(命名者)的秩序…(成為)帝國主義的重要部份｣(102)。段義孚(Yi-Fu Tuan)更直陳：「命名即是權力—是創造力，足以將某物成形，明現原本隱形的狀態，並能賦予該物其特有性質」(688)。因此哥倫布一抵達新大陸的首要動作即是命名:
對首座島嶼，我命名為『聖薩爾瓦多』(San Salvador)以彰聖薩爾瓦多聖主…；印第安(印度 )當時稱之為『瓜那哈妮』(Guanahani)；第二座島，我稱之為『聖瑪莉亞懷胎島』(Santa Maria de Concepcion)；第三座是『費那第那島』(Fernandina)；第四則是『伊莎貝拉島』(Isabella)；第五為『哈瓦那島』(Juana)。至此每座島嶼均有我所給予的新名字」。 (23)
整個冗長命名中顯示出，(1)儘管當地已有名稱，哥倫布仍執意改名，身為客人的哥倫布儼然主子般，在霸權主義的作祟下，在羊皮紙(palimpsest)上，刮除舊地，改寫新名，自行宣示擁有權；(2)新的名稱均與人類姓名相關，尤其首談國家最高領導者，第二座島嶼則和宗教有關，結合政治與宗教之企圖也是哥倫布航行的主要職志。至此，透過命名，司馬昭心已昭然若揭。
葛蘭希小說中的遠征軍官亦如哥倫布的再現。本書同樣看見白人每到一地必予以命名，第54頁列出許多名稱，其中有加以說明的命名有:
有這麼一次，一枯木著火且燒毀帳棚，因此此地被命名為「燒毀休憩地之溪」。
「若麗捷」(據說是路易斯夢到的名稱)。
「屠殺之河」(因為狼群在此吃掉溺水美洲野牛)。
克拉克曾命名某溪河為「茱蒂絲」，據說他曾想和該名女子結婚。
在某岔流附近，路易斯命名北方之河為「瑪麗亞之河」(可能是其姪女，或是他認為會與之結婚的女子名)。 (54)
隨後又出現各種不同的命名
你記得路易斯稱其木舟為「壞藥」，然而他們帶來的其實是疾病與其自封的權力。(56)
他們分別稱呼接下來在密蘇里所遇到的三個岔口為「傑佛遜」，「曼德森」，與「賈拉丁」，據說都是他們的領導者。 (64)
你聽到路易斯命之為「失望岬」，因為原本預期傑佛遜總統會派遣補給船隻。(95)
克拉克稱下一條河為「受洗者之河」(亦是莎卡嘉薇雅之子胖皮的名字)。 (134)
綜合上述，多數命名的重點均和命名者的生活相關，有些是私人生活領域(例如記起曾想和哪位女子結婚，即命名之)；也不乏公領域，例如「失望岬」一詞的來源。整個命名可說十分草率，與哥倫布時而以國君之名，或宗教知名者命名相比，兩位軍官以自我生活事件命名，突顯自我英雄，自我中心的概念。
雖然無從得知莎卡嘉薇雅會如何命名所見景觀，但從原住民名字或可窺視一般。莎卡嘉薇雅原名代表「鳥女」(Birdwoman)，此外葛蘭希另有一本小說主角名為「推熊」(Pushing the Bear)，原住民歷史有幾位知名酋長分別稱為瘋馬(Crazy Horse)與坐牛(Sitting Bull)，可看出美國原住民自我命名時不忘日常所見飛禽走獸，以白人觀點看來，或有以擬「物」法看之，事實上此種命名顯示物人合一的概念，若再透過解析原住民「搗蛋鬼/變形者」(trickster)的概念，亦可為證。
葛蘭希《美國地貌》詩集中首頁浮雕出饒富趣味的美國：「北美是印第安人的頭。怒吼著。大湖區是眼。佛羅里達州與其海灣分別看出鼻與嘴形」(5)。此頁的美洲地圖幻化成北美原住民，「雖然眼見美洲野牛消失十分苦痛。我們仍可聽到她們來自另一世界的歌聲。太陽如桌緣邊的鬱金香高掛著。他們唱出心聲，而我們確信我們必受祝福」(5)。回歸大地總是原住民的最終渴望。在與遠征軍告別後，「我」與莎卡嘉薇雅的敘述結束於
而今你又有夢。
你見石頭海狸長了長牙。
你見它回歸河流。
你看見它的尾巴。
嘿嘿嘿
嘿嘿嘿嘿嗨 (146)
就在原住民敘述結束於歡唱後，白人敘述未斷，此後出現白人論斷莎卡嘉薇雅，有一說她亡故於25歲，更有傳說她死於白喉病甚或梅毒。不論多荒謬的傳說，葛蘭希在最後的跋文中附上克拉克日誌，「9月25日，如此美好的早晨，吾等開始書寫」，這也是全文罕見的提到好天氣，置於小說之末，似乎暗示走訪這一遭，有了重新體會，也因而方能有新開始。
隨後葛蘭希談到著作此書同時也開始其研究之旅:「或許語言之靈仍在。或許當我遊遍后土，我終發現莎卡嘉薇雅的發聲」，同時更發現，「倘若真的有所謂州陸創意意識(the creative consciousness of a continent)，那麼必定存於土地中，存在這片廣納多聲的土地。我也是在此挑出了莎卡佳薇雅的聲音。最終，不斷的書寫，如同已書寫過的，都是旅程的一環」(152)。看似無聲的莎卡嘉薇雅，在葛蘭希的重新詮釋後，透過地貌的勾勒，發現並展現自己的聲響。金恩(Sarah King)認為葛蘭希筆下初期的莎卡嘉薇雅顯然｢根據同行或同住者｣來辨識自我屬性，因而小說開頭道:｢妳曾是秀秀尼，然後悉達察，然後夏博諾｣(13)，之後，如同羅伯森(Goerge Robertson et al.)等人所言，透過｢這裡與那裡｣(即空間地景的不同)，旅行｢引發新思維與新觀點甚至新存有(being)｣(2)。｢這裡與那裡｣亦如同瑪克肯姬(Ann McKenzie)所述，莎卡嘉薇雅因此長存於｢流水與高山中｣。小說結尾，｢石頭海狸長了長牙｣，又再回到所屬的海流中。對葛蘭希而言，不諳海洋，甚至多次坦言不愛洋流(92, 100) 的莎卡嘉薇雅，被賦予海狸回歸海洋之家的結語，其中所代表的意涵絕非天地/人，自然界/人界必當對立的窒礙看法，而是，原住民廣納四方、與天地共處的開闊想法。也唯有如此豁達的自然觀，莎卡嘉薇雅方不再受囿於遠征軍團所謂，抽象的「和平象徵」（token of peace）的虛假桂冠，並能自由的、暢遊於原住民作家所重新構建的新地貌之中。
伍、<鳥女和女權運動家>與美國地景
倘若說葛蘭希的動植物與自然描寫呈現的是靜態的美國地景，那麼莫吉卡的戲劇<鳥女和女權運動家>則是透過全美各地有關莎卡佳薇雅的建築物項，如雕像與紀念牌等，加上女權運動者的宣言、遠征指揮官的討論、美國原住民姆媽們的家常閒話，共同編織而呈現出動態式的形貌。
對多數美國文學研究者而言，莫吉卡（1954-）顯然名不見經傳，除了原住民劇本多不受青睞，另外莫吉卡80年代後移居加拿大，美國文學研究者對此女劇作家更形陌生亦是原因之一。事實上莫吉卡家族淵源不容小歔，其母親，葛蘿莉亞(Gloria Ida Miguel，庫納/拉帕漢諾克族)身兼教職、歌手與演員三職，其實即是美國女原住民劇場頗負盛名的蜘蛛女劇場(Spiderwoman Theater)中三大創辦人之一。 其父，麥西斯（Mathis Szykowski）生於法國巴黎，是法國文學教授。在雙親的薰陶下，莫吉卡對舞蹈與戲劇一向情有獨衷。據悉其十歲時即演過莎士比亞《第十二夜》中的薇歐拉（Viola）一角。較奇特的是莫吉卡在｢女原住民劇作家禮讚｣研討會會前討論中談述她移居加拿大後的心理轉折(1999)，｢遷居加拿大時，我身受只聞男性聲響遍佈劇場或藝術工作領域之苦….原住民社群中，內心的[女性]層面總是被縛禁…，因此，我一直抗拒寫作｣。不過或許因為加國原住民文化的興盛，莫吉卡終於在1990年出版《寶嘉康蒂公主與藍裔》(Princess Pocahontas and the Blue Spots)劇本合輯，其中收錄了兩位原住民公主，寶嘉康蒂與莎卡嘉薇雅，兩部劇本。此後莫吉卡致力於原住民文化的再現與推廣。除了劇場，她亦在多部電視劇中有所表現， 甚至也幾度出現電視螢幕成為原住民相關節目的主持人；2003年，莫吉卡與諾威爾(Ric Knowles)合編了以原住民劇作家為主軸的劇本合輯，《搗蛋鬼之夢》(Staging Coyote's Dream: An Anthology of First Nations Drama in English)。其最新動向則為2007年，為新企畫《巧克力女與其銀河夢》(Chocolate Woman Dreams the Milky Way)特地舉辦研討會與工作坊。
莫吉卡較受囑目的作品還是以探討寶嘉康蒂為主，莎卡嘉薇雅的部份則隨著電影《博物館驚魂夜》問世後方見評論。不過不論是寶嘉康蒂還是莎卡嘉薇雅，莫吉卡均是藉由不同時空，探索白人如何看待兩位女原住民為其主要焦點。亞馬遜書店讀者契文(Jenn Scheven)認為，莫吉卡藉由此兩本劇本展現女原住民的錯誤再現，並也藉此暗嘲西方文化對原住民文化的無知與忽視。佛西斯(James Forsythe)也有類似看法，｢本劇中，她[莎卡嘉薇雅]的故事遭腐刻成只是女權運動家的故事｣(168)。挪爾斯(Richard Knowles)則認為莫吉卡重審視了對女原住民的刻板印象，以｢轉化｣(transformations)為基準，企圖點爆變革之火，並轉化女原住民形象，因而在最後一景出現的莎卡嘉薇雅要求大家只需記得她｢孩童時的奮鬥求生｣、隨後｢被擄成奴｣、｢為人母後護子心切｣、｢為人妻後與丈夫鞭笞抗爭｣、終老時卻不忘｢且愛護其族民｣，與最後的魂歸鄉土，反而莎卡嘉薇雅有助美國的部份並未提及，薛克頓(Mark Shackleton)因而認為莫吉卡顯然急欲挑戰女原住民遭好萊塢過度利用，因而塑造出空洞無意義的印第安性(“Indianness”，259)。
收錄於《寶嘉康蒂與藍裔者》之中的<鳥女和女權運動家>據說是為某電台節目而製作的廣播劇。雖然只有短短22頁(從63到85頁)，此劇寫作手法仍是十分創新。全劇共分14景，時空看似不規則跳躍，實則大抵可將全部十四景分成三大部分：首先是1794到1806年莎卡嘉薇雅成長與隨遠征軍團前往的時間，其間共包括第二、五、六、十、十一和第十二景；其次則為1904到1905年期間，應是指1905年慶祝遠征軍探勘百年時，在奧勒岡州波特蘭市（Potland, Oregon）揭幕的莎卡嘉薇雅雕像時期，此為劇本中的第一、二、七、八、和第十四景；最後，第四、九和第十三景則為1926年時，莎卡嘉薇雅後代子孫的閒聊狀況。
有關莎卡嘉薇雅的成長與隨旅過程中，莎卡嘉薇雅談及其出生地到被擄成奴(第二景)；第五景則是路易斯與克拉克在達科他州(Dakota)領地曼丹堡起居室內，討論夏博諾的為人並決定莎卡嘉薇雅的同行，討論之時，只聞「野蠻人」一詞不絕於耳(71-72)。當克拉克得知路易斯選中莎卡嘉薇雅，略感不妥，不過路易斯隨之安慰：「在我們正式出發前，這個高大女孩應該已分娩了。所以，安心啦，不會有問題的。她們[指原住民女子]和咱們的女性可不同的；給她[指莎卡嘉薇雅]足夠食物吃，加上些廉價首飾，一切搞定」(72)。儘管克拉克仍有微詞，不過最後終以路易斯的決定為主。第六景呈現某次船舟失穩，夏博諾差點嗆死之窘貌。最後兩景則是克拉克告知莎卡嘉薇雅，即將要帶胖皮前往英國，與莎卡嘉薇雅的不捨。
第二部分也是本文主要論述的部分，場景分別在揭幕大街與其他小餐館。一開始即見眾女權運動者高喊莎卡嘉薇雅的成就，談到以莎卡嘉薇雅為名的山川景色；隨後的第二景則可能是揭幕儀式當天，請到女權運動者，伊娃黛(Eva Emery Dye)談到自己的小說作品，《征服：路易斯與克拉克真正的故事》(Conquest: The True Story of Lewis and Clark)，她更期許日後有更多莎卡嘉薇雅雕像的塑立，同時雕像師庫柏(Alice Cooper)也在現場籌募款項。第七景的示威者則提到莎卡嘉薇雅相關的紀念牌與雕像。第八景則在茶會中，女權運動家們閑聊到拓荒時期的狀況，談到當時盡是荒野與野蠻；此時女權運動者乙則言自己一直想當個狂野的印第安人(wild Indian)，「裸身且飛舞於營火升起的荒野中」(75)，之後，女權運動家丙甚至暢言：「莎卡嘉薇雅的族人們真是幸運，因為當時已文明化，亦已馴服荒野，他們都是道地美國人了；現在，或許我們可以教教他們，什麼是真正的平等了」(76)。女權運動家們有如此歧視的觀點，也難怪最後一景，女權運動者發表演講的同時，轉化後的莎卡嘉薇雅(INT.) 不斷介入插話，而後莎卡嘉薇雅突感呼吸困難，莎卡嘉薇雅(INT.)要求大家記得她女奴、母親、妻子與老婦人的身份，隨後隨鷹揚而去，全劇最後則以女權運動者重複第一景內容結束。
走筆至此，似乎故事應該結束，不過莫吉卡以1926年為主，呈現莎卡嘉薇雅後代族人們的觀感。顯然，儘管女權運動家對莎卡嘉薇雅讚賞有加，不過其偏頗的看法似需要透過另一方不同看法以作為中和。1926年的場景多在保留區內，主要是秀秀尼族的姆媽(Grandma)和父爺們(Grandpa)等討論莎卡嘉薇雅探勘後的蹤跡，同時也提出與女權運動家迥異的觀點：例如提到莎卡嘉薇雅不捨與胖皮分離時母性的展現，以及日後她經常提到「大水」經驗(即與遠征軍前往太平洋邊一看大鯨魚之事件)等。對於莎卡嘉薇雅的事蹟，則提到莎卡嘉薇雅獲頒獎牌，但是，父爺揶揄著，「請切記，夏博諾戴過獎牌，不過他已不在人間；莎卡嘉薇雅戴過獎牌，也已不在人間；胖皮戴過獎牌，不過他不在人間了；最後，胖皮的弟弟，巴席爾(Bazil)也戴過獎牌，但他也不在人間了。因此，秀秀尼族人認定獎牌必非善物，因為戴過獎牌者，均已不在人間了」(80)。由此也呼應姆媽乙所言，「咱們秀秀尼族人對於她帶領白人越高山涉大海之事根本不怎麼多想。畢竟，這些有什麼了不起的?莎卡嘉薇雅只有對白人而言才意義非凡。因此白人才給了她勳章，還有些文件證明她的事蹟」(77)。」
莫吉卡曾坦言自己｢編織故事｣的技巧乃得自母親｢蜘蛛女劇場｣的影響(“Chocolate Woman Dreams the Milky Ways” 177)，堪圖爾(Deleon Kantule)也在某次專訪中談到與莫吉卡的合作時表示，｢我們共同編織著[劇作]｣(Interview 11)，不過，不儘是故事情節的流動與｢蜘蛛女劇場｣相似，就連角色編排也顯然受｢蜘蛛女劇場｣不論多少角色一律只有三人演出的影響，加上此次是為廣播劇，角色分配更是奇特。有幾位列名為女權運動者甲、乙、丙，以及姆媽甲、乙、丙，但細究後發現，角色中女權運動者之一亦是二十世紀初相當知名的伊娃黛，姆媽的閑聊內容則更加混淆，有時其談話內容會加上引號，不斷搜尋之後發現，這些均是來自其他與莎卡嘉薇雅相關資料的引言，但未限定哪位姆媽一定是引用哪本書，有時姆媽甲說到一半，姆媽乙繼續談，而兩人談話內容可能來自同一引本。 最引人注目的還是本劇明顯透過美國地景串聯全文，十四景中分別在第一(67)，第七(75)和第十四景(84)列出與莎卡嘉薇雅相關的紀念碑，雕像，以及山川等，先分列如下:
那裡有 莎卡嘉薇雅溪於蒙大拿州
莎卡嘉薇雅湖於華盛頓州
莎卡嘉薇雅湖於北達科他州
以及 莎卡嘉薇雅溫泉於愛達荷州
還有還有
那裡有 莎卡嘉薇雅山於蒙大拿州
莎卡嘉薇雅山於蒙大拿州
莎卡嘉薇雅山於奧勒岡州
以及 莎卡嘉薇雅山於愛達荷州
…和龐貝石柱紀念小胖皮 (65)
那裡有 莎卡嘉薇雅牌於蒙大拿州
莎卡嘉薇雅牌於懷俄明州
莎卡嘉薇雅牌於北達科他州
以及 莎卡嘉薇雅牌於愛達荷州
還有
座 莎卡嘉薇雅像於聖路易州
莎卡嘉薇雅像於維吉尼亞州
莎卡嘉薇雅像於奧克拉荷馬州
以及 莎卡嘉薇雅像於愛達荷州
…和龐貝(修改)石柱紀念小胖皮 (75)
因此，請牢記
那裡有 莎卡嘉薇雅壁畫於蒙大拿州
莎卡嘉薇雅公園於華盛頓州
莎卡嘉薇雅營區於懷俄明州
以及 莎卡嘉薇雅博物館於愛達荷州
而這絕非全部… (84)
以上三場「型錄式」(catalogue)列表大約可分為三大項，第一景集中於自然美景如溪、湖、溫泉與山丘；第七景全和人工建造的紀念碑文有關；最後則是更大型的地景如公園、營區和博物館。由於前文已討論過自然美景的部份，因此此次以人工地景，尤其是第七景所介紹的紀念牌為主要探討重點。
如寇斯古若福所言，「透過交相關連的社會群體與土地之關係，地景遂構造出對話」(xiv)，亦即，地景可為人與土地對話之媒介與象徵。莫吉卡的劇本中羅列諸多地景人工或非人為)命名，至此展現美國政府(或當地居民)對美國原住民文化的認同(或稍許讓步)，然而此看似認同或讓步的作為其實深藏權力宣成(performance)的目地(Halbwachs 40)。儘管列出多項地景與命名看似代表莎卡嘉薇雅頗受注目，不過人工地景尤其是第七景談到的紀念牌與雕像卻可能有不同表徵意義。
先談紀念牌，其英文為“plaque”，本也可譯為紀念碑(monument)，為免混淆改稱為紀念牌。較為有趣的即在於莫吉卡並未使用「紀念碑」一詞。大體而言，紀念碑是屬於比較大型的景觀建築物，與紀念牌相同的是，兩者均非單純物項的設定，也絕非僅供裝飾用。一旦設立紀念碑後，政治與道德立即充斥於設定的空間，也聯繫空間中的份子，並進而導引相關份子了解一些未曾經歷過的事件，教導甚至要求個體記憶某單一事件，進而教化個體與國家相關的價值與規範。簡言之，紀念碑有助「想像社區」(imaginary community)之架構與對國家歸屬感的確立(Aries 74)。而今，當全美出現莎卡嘉薇雅紀念碑時，代表美國政府承認其存在，但也代表國家機制教化人民服從的需要與必要，以及該服從的高貴性。 弔詭的是，莫吉卡劇作中只出現莎卡嘉薇雅紀念牌而非紀念碑，一則或許代表政府或一般民眾不以為莎卡嘉薇雅有設立紀念碑之重要性(畢竟，大抵而言，紀念碑的重要性仍是重於紀念牌)；其次，此種紀念牌形成「逆紀念碑」被賦予違抗之寓意。楊(James Young)表示紀念碑只會阻礙記憶運作(55)，並造成「逆紀念碑」(counter-monument)的功用。楊認為人民透過紀念碑文得到苦難紓解，極可能導致記憶消散，此時紀念碑成為失憶的主要觸媒，故稱為「逆紀念碑」。此種概念就如同克藍所說，即是國家透過紀念地景來創造國族空間(48，透過紀念反而得以遺忘當權者即欲擺脫的過去，是故，筆者認為本劇出現的紀念牌亦可稱為「逆紀念牌」。
本劇中，以「牌」替代「碑」顯示美國主體政府霸權概念，亦即，原住民文化仍需和主流文化有所區別並遭隔閡—故以同樣命名，卻不同用字昭顯此境遇；其次，與「逆紀念碑」相同的，紀念牌也同樣導致記憶錯亂與崩離。白人政府解讀莎卡嘉薇雅的隨行是為國效忠，姆媽卻恥笑；「我記得她(莎卡嘉薇雅)告訴我們如何以狗肉餵食白人們」，「白人為何不將此事也列入雕像與繪畫中」(70)；「咱們秀秀尼族人對於她帶領白人越高山涉大海之事根本不怎麼多想。畢竟，這些有什麼了不起的?莎卡嘉薇雅只有對白人而言才意義非凡。因此白人才給了她勳章，還有些證明文件」(77)。這些原住民姆媽的看法顯然與白人看法大相逕庭，唯一相同的是，白人不以為莎卡嘉薇雅事蹟足以立碑(至多只是立牌)，原住民姆媽也不覺得遠征越陸是什麼了不起的大事。莎卡嘉薇雅的英雄性反遭諷刺、扭曲，進而趨減。
本劇亦列出諸多相關雕像。雕像與紀念碑同樣常用於彰顯英雄為國的英勇行為，因此，雕像主角往往也代表國家所欲表彰的德行，與紀念碑一樣具有教化功能。只是紀念牌碑文或有內容之不同，且視文字多寡，對碑文主角了解較深刻，但雕像卻往往因為特別注重英勇人物特定特點，且雕像僅凍結特定時間點，因此更容易造成刻板意像；其次，一旦我們賦予紀念形式記憶內容，我們也切割自我記憶的責任，由於雕像乏文字敘述的補助，更強化少許片段的事蹟，也因此更容易造成觀看者只集中在呈現的瞬間，而遺忘瞬間之外的其它事實。以劇中提到四地雕像中的三項作品，聖路易，維吉尼亞和愛達荷為例: 此三處雕像均同時納入兩位軍官，克拉克與路易斯和莎卡嘉薇雅， 最詭異的應該是在高度的呈現—三座作品中，路易斯均位居最高。維吉尼亞與愛達荷州作品的莎卡嘉薇雅矮人一截不說，這兩項作品中的這位女原住民均屈膝俾恭狀，主從地位立即顯現，同時也暗指美國原住民謙卑地位。若再探查其他相關雕像，更有驚人發現。在一個由以華謝基(Washakie)酋長為名的某非營利教育網站中，迪培(Brian W. Dippie)蒐集了幾幅相關雕像，其中1905年，1914年與1917年仿雕塑的水彩畫作品中的莎卡嘉薇雅居然如此神似，三位莎卡嘉薇雅均背著小孩作出相同的，指向遠方的動作。背負小孩象徵其天生母職，指向遠方的動作更大大強化其指路嚮導之功能，就連2006年的《博物館驚魂夜》中，也可以看到相同的指路姿態。 易言之，由於太過強調莎卡嘉薇雅嚮導的地位，莎卡嘉薇雅犧牲自己腰帶，還有成為首次具有投票權之美國女性的特色與成就等因此消散。紀念用的紀念雕像反而造成記憶的喪失與損毀不全。
此外，列文森(Sanford Levinson)指出，所有紀念碑均旨在停駐時間的流動(7)，雕像亦同。不論紀念碑或雕像因此均需採用特殊材質，如花崗石，銅料等鑄造雕像或銘刻碑文，冀求將雕像人物帶入「神聖的，不受時間控制的境域」(Verdery 5)，亦即試圖「停滯時間、制止遺忘，建立事物之狀態，讓死亡得以不朽化，並物質化非物質物」(Nora 19)。如此說來，記憶似乎也同樣停滯不前，如同大理石或銅材，均可好好保存並免遭破壞。然而，被保存的記憶必然只是部分記憶，亦即形成上述的刻板陳腐意象；其次，受保存的記憶如同遭軟禁的美國原住民歷史與文化，不易再見天日。長久以來，包括《博物館驚魂夜》中的莎卡佳薇雅均只是個嚮導，是個高雅、具曼妙身材的美國女原住民。
克藍在提及具有像徵意義的地景時，他以中國避暑勝地為例，覺得這是刻意塑造的地景，同樣地，博物館甚或公園亦是｢在土地上書寫權力｣(47)之另一範例。
馬卡思(Thomas Markus)指出博物館不過是透過監控觀光客以展現其權力的地域(21-25)，有關博物館與權力間的關係，傅科在<論其他空間>(Of Other Space)中已有詳論，不過本劇第十四景提到莎卡嘉薇雅博物館時，其實僅是莎卡嘉薇雅雕像進駐，博物館其它陳列項目和莎卡嘉薇雅並無太大關連，乍看似乎是莫吉卡認知錯誤，實則是透過博物館內的雕像，莫吉卡再度展現莎卡嘉薇雅被二度制約的概念，為此稍後出現的莎卡嘉薇雅(INT.)一開始即吶喊｢我勒骨中的刀刃/刺穿—我無法言談了!｣(79)。
本劇還提到與莎卡嘉薇雅相關的營區與公園，均幾近無稽之談。懷俄明州的莎卡嘉薇雅營區之所以以莎卡嘉薇雅為名，不過是因為有人聲稱曾將莎卡嘉薇雅葬於該地，然據了解，此人說法可議，因此，懷俄明州莎卡嘉薇雅園區與此女原住民應該其實毫無關連。華盛頓州的莎卡嘉薇雅公園則是紀念遠征軍與莎卡嘉薇雅曾在1805年十月到該區附近，園區現也有類似原住民村之建造，但除了名字之外，其它不見與莎卡嘉薇雅有所關連的事項。最後一景，女權運動者所欲彰顯的莎卡嘉薇雅公園、博物館與營區等，看似空間從單一建物擴及廣泛空間，象徵莎卡嘉薇雅的｢威名遠播｣，不料，這些廣大公共空間中的莎卡嘉薇雅均只是徒具偽名，在上述公領域中不具歷史事實，亦無實質影響力。這些一長串的地景列項反而成了戲謔與嘲笑的媒介。
為求解放限於窠臼過久的莎卡佳薇雅，莫吉卡的戲劇安排了一個重生的莎卡嘉薇雅(INT.)。此INT.目前看來最適宜的解釋應該是國際化的“international”。諸多以莎卡嘉薇雅為名的地景當然代表其聲名的遠播，美國政府某方面的妥協並接受此女原住民，然刻版意象與錯誤的呈現卻導致遠播的聲名只是扼殺原住民文化精髓。即便是女權運動者對於莎卡嘉薇雅錯誤的評價，尤其是對於原住民「荒野」一詞的偏頗言談，再讓這些雕像形同虛設，且更具嘲諷：
祖父甲: […]我們記得她[莎卡嘉薇雅]因為她是吾族人，因為她對吾族的意義
全 體: 附和聲
祖父甲: 絕非因為那些勳章、文件和紀念碑。「她葬於此山丘。她也僅有一處埋葬區。」
姆媽甲: 是的，沒錯。我想我會替咱們的曾曾曾孫找個新名。讓莎卡嘉薇雅安息吧。(Mojica，81)
在這樣的體認下，昔日的莎卡嘉薇雅突改窒息，而被重生後的莎卡嘉薇雅(INT.)取而代之，重生後的莎卡嘉薇雅坦言，地景命名均非她所願，
而今，鳥女之名—
Tsakakawea
遭禁錮於雕像，畫作，
湖泊與溪河
群山，山脊
不知所云的詩歌並橫臥著
然而，…然而有做飛行機器
稱之為「莎卡嘉薇雅之靈」―喔!
(低聲笑著)
無法再概括此靈
因此，高飛入雲霄，
鷹高啼
鳥女振翅，
發出自我之聲，
翱翔，
且，自由。 (84)
儘管最後仍聽見女權運動者高談與莎卡嘉薇雅相關之樂曲，公園，營區和博物館，此時，不論抽象之樂音，或具像之大型建築，盡納入最後結論，「那不是一切…」(84)。以莎卡嘉薇雅之名?又如何? 莎卡佳薇雅只求天地任遊吧。
結論
巴索(Keigh H. Basso)說:「某方面而言，吾等即為吾輩想像出之地方與世界」(34)。堤利(Christopher Tilley)直陳:「地點即等同個人個體，亦有自傳展現其形塑、運用、與轉換之過程」(33)。巴索再指出:「對某地的知識與對自我的了解、探析在廣大架構途中自我的地位等息息相關」(34)。為此，薩克( Robert David Sack)認為「地方與其地景是自我屬性的部分…地景充滿眾多昔日標誌—從墳地，建築紀念點，地名，宗教等均能協助我輩記憶，並賦予生命意義」(135)。至此，地景與自我認同之關係無須贅言。
本文討論兩種不同文類但針對同一名原住民女性為主軸的地景呈現。本文標題｢新地貌｣一詞尤希冀突顯兩位原住民女作家與一般美國地景感觀之不同。白人歷史中，從早期以黃金為利是圖的景觀重點，到透過荒野呈現的浮面昇華(將荒野視為超俗但疏離的地域，或認為來自地土的磨難，如風雪飢荒等，均是來自上帝的考驗等)，甚至到超驗主義時期自然田野的崇高，其實仍不免以大人類主義(human-centerism)為出發點， 認定地景的存在必攸關人類利害存在。
葛蘭希的莎卡嘉薇雅盡情於自然景色中，其言說，其所見，盡與敘述者之「我」共附和，故與白人科學化、精細但乏人性的論說相異，若再一較白人初期，以｢黃金｣來評價地土，更可看出葛蘭希構建原住民觀點中，無私利的自然地景。莫吉卡的劇本涉略更廣，從自然山河，到人工雕像與建築等，盡入眼簾，然而其劇中的莎卡嘉薇雅卻不感滿意，因為當命名起，自己似乎也陷入命名地景的禁錮，命名看似榮耀，卻亦可能成為提供特定掌權文化或政治體制價值的共同視覺濃縮，進而該地景變成國家勢力機器，莫吉卡的莎卡嘉薇雅感悟此點，遂蛻變為莎卡嘉薇雅(INT.)，希望就此解脫，故姆媽坦言不會再以莎卡嘉薇雅命名子孫，似希冀莎卡嘉薇雅能遁出地貌的纏身，而能翱翔於重天—享受真正自由，沒有疆界，更無命名之桎梏的快活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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