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凡的慷慨
媽媽難產過世的剎那，我的童年結束了。六月才從小學畢業，七月我就成了大人，要充當五個孩子的媽，還要照顧爸爸。每天早上不到五點，我就起床了，先生火煮稀飯，再去洗衣，清掃前後埕，督促弟妹吃早飯、上學。接著得趕去菜市場，幫助凌晨就出門批菜的爸爸顧攤子。有時忙過頭了，連午餐也省了。下午弟妹放學，再回家煮飯。
爸爸一天給我新臺幣十元養家，錢不夠得自己想辦法。我每天只能買一點米，卻要煮全家人一天吃的飯。若煮成乾飯，一定吃不飽，我只好拚命加水，煮成一大鍋稀飯。我總是儘量把米飯撈給家人吃，自己蹲在一旁喝米湯。有時候，怕家人不夠吃，我連米湯也不喝，就喝兩口水解解饑。至於配菜，則是偶爾煮一煮賣剩的青菜，此外就是豆腐乳和醬菜。
油也一樣要省，我每天固定買新臺幣五角花生油，只有罐子底薄薄的一層，絕不多買，免得用油時不小心多倒了浪費。不過即使再沒錢，我也會想辦法每天買魚給兄弟補充營養。只是人家買魚是秤斤秤兩，而我則是專挑人家看不上，以「毛」計價的小雜魚。
十三歲沒有媽媽了，踏進中央市場，我成了年紀最小的菜販。附近的攤販把我視為競爭者，自然不會有人願意教我怎麼做生意，我只能自己用眼睛去看、去學，看人家的蔬菜如何綁、排、放，觀察別人如何和客人互動。
剛開始賣菜時，我仍遵從爸爸的模式，賣蔥、薑、辣椒、竹筍四種農產品，其中以筍子的量最多。筍子不耐放，又要加工處理，於是我增加販售的菜色，也尋找增加收入的方式。
有一天，我發現買來的辣椒可能在採收時受了潮，賣相不好，以往這些菜只能丟掉，但我靈機一動，趁著中午日頭正大，將快壞的辣椒揀出來曝曬，兩三天後就成了辣椒乾。這件事讓我發覺，原來廢物也可以拿來賺錢，當下覺得前途寬廣，希望無窮。
此外，由於攤位能放的蔬菜有限，所以我買了一些貨架，既能擺放更多蔬菜，也方便客人拿菜；我同時也參考別人的擺設，試著找出最吸引顧客的排列組合……因為，我真的窮怕了。我想多賺點錢，保護全家不再為「窮」而擔驚受怕，或者受到侮辱。
媽媽之所以難產過世，就是因為沒錢繳醫院的保證金。母親的過世已讓我既驚且痛，不料我十九歲時，乖巧的三弟居然成了爸爸捧在手上的一盒骨灰。三弟的病來得很突然。有一天，他跑出去游泳，回來後忽然發高燒。我們以為他是受涼感冒，看醫師很貴，所以我們家人生病，通常只能吃成藥。但是三弟把家裏的感冒藥都吃光了，高燒仍然不退。我們緊張地將他送往醫院，醫師也不知道是什麼原因，建議我們將三弟送到臺大醫院檢查。為了籌措弟弟去臺北治病的費用，爸爸四處借錢碰壁，看到他辛苦奔波的樣子，實在很不忍心。
還好，社會不乏善心人。弟弟的班級導師黃順忠老師，很關心他的病情，每天來家裏探視慰問。他得知我們的窘境，發動了全校募捐，仁愛國小師生慷慨解囊，加上爸爸想盡辦法借來的錢，才把小弟送往臺大醫院治療。
儘管弟弟最後依然回天乏術，但黃順忠老師和仁愛國小師生的愛心，仍帶給了我們溫暖和光明，更在我心中播下了一顆「善」的種子。
我暗自許下心願：我們家已經有兩個人因為沒錢看病而死了，我一定要多賺錢，才能夠保護家人。我開始延長擺攤時間，從下午五、六點，到晚上八點、九點……最後直到凌晨一、兩點，我才收攤回家。稍微休息後，洗個澡、換件衣服，然後再回到市場繼續做生意。我的菜攤一天幾乎營業二十四小時，而且一年之中，我只有大年初一這天休息。
後來，我真的賺到錢了，卻發現有了錢之後，並不如自己所想像的興奮。因為我拚命賺錢，但賺了錢卻不會用。去享受美食嗎？本來我對吃就不講究，常常一天只吃一餐；好多人建議我去買一臺賓士來開，但我不會開車，也不認識路，再說，我已經習慣我的小摩托車了；我不愛玩，也不會玩，除了看病外，足跡沒離開過臺東。
原來，錢在不需要的人手上，只不過是一個數字而已。
但是，女人皆有愛美之心，我也不例外。有一次我看到一件舶來品的外套，那件外套價格很貴，但實在很好看，我一咬牙，買了下來。後來我鼓起勇氣，穿到菜市場，想不到，一位來買菜的太太卻說：「你穿的這件一定是仿的。」接著還說：「你們賣菜的，都是買便宜的地攤貨吧？這麼貴的名牌，你甘買得起？」聽了這話，我哭在心裏。
可是，我也不是什麼話都會忍下來。在臺東中央市場做生意的攤販幾乎人人知道，如果看到不順眼的事或人，我就會擺臭臉，甚至直接罵人。有一次，正在做生意時，一位小姐忽然跑來，對我說：「你很兇，會罵人。」我仔細看看她，覺得有點眼熟：「你被我罵過？」她點點頭。接著我想起來了：「你對婆婆很兇，然後被我罵，對不對？」她急忙說：「沒有，我們現在已經很好了。」聽她這麼說，我不由得笑了起來，心想如果罵人能夠把人罵好，我真的不介意多罵幾個人。
還有一次，一對婆媳來向我買菜。只見媳婦站在旁邊，不敢多說一句話，好像很怕婆婆的樣子。突然間，婆婆不知道為什麼突然生氣起來，大聲咒罵媳婦。在一旁的我，實在聽不下去了：「歐巴桑，你怎麼可以這樣子？」婆婆不領情，大聲說：「我是有什麼不對？」「恁想看嘜，」我說，「如果你的女兒做了人家媳婦，在菜市場裏被婆婆大聲責罵，做為母親的你，心裏會有何感受？」頓時她臉色變得很難看，菜也不買了，急急忙忙地往外走。
過了兩天，我又在菜市場看到那個媳婦。她一看到我，馬上過來擁抱我。原來，從那一天起，婆婆再也不胡亂罵她了。她向我道謝：「謝謝你和我婆婆講的話。」
本來以為事情告一段落了。過了幾天，一個年輕人也來找我，原來他是歐巴桑的兒子，特地來向我道謝：「你挽救了我的家庭。」他說，他一直夾在媽媽和太太中間，苦不堪言，自從我「教訓」過他媽媽後，婆媳關係居然逐漸變好了。
我的「兇」有很多種。對家人的「兇」、對朋友的「兇」、對顧客的「兇」、路見不平的「兇」，或是不願意被人欺負的「兇」……
對家人兇，我是沒辦法，不得不兇。從媽媽去世後，爸爸要賺錢養我們六個小孩，已經夠頭痛了，哪有時間去教小孩？所以大部分都是我在教。這責任很重，我想：「啊，他們的前途都在我手裏。一沒教好，豈不是把他們毀掉了嗎？」
為了保護家人，我也不得不兇。為了爸爸、哥哥、兩個弟弟，我曾經不只一次出頭和騙子、混混、黑道、債主談判。
長久以來，我已經習慣一個人承擔所有的事。我做牛做馬，照顧一家大小，碰到艱難的事要自己做主，一天幾乎工作二十四小時，就是要讓兄弟們過得好。久而久之，我似乎喪失了讓自己過好日子的能力。我習慣一天只吃一餐，菜單很固定，而且很便宜。一碗白飯，再倒上一罐麵筋，攪一攪，唏哩呼嚕就吃飽了。我並非故意要把自己弄得很苦，而是習慣成自然。
雖然我每天又忙又累，吃得既少又沒營養，也從不吃補品或營養品，可是我的身體一直很好，很少生病。直到有一天，我突然倒下了，被緊急送到醫院。醫師說我心臟多了一條血管，因此要格外小心，不能跑跳，也不能太緊張，否則血管會堵住。但我出了醫院，第二天就照樣去工作了。醫師跑來找我，看到我的第一句話就是：「你不要命了。」
除了心臟的問題之外，我的腳痛了二十幾年，這幾年再加上靜脈曲張與蜂窩性組織炎，更是嚴重，挪一步都會難過。我的個子很小，卻要常常搬動上百斤的菜簍，長期承擔過重的負荷，使腳趾外翻嚴重，而腳的外側和腳跟反覆受傷、潰爛，變成薄薄一塊，沒什麼肌肉支撐，形狀很不好看。我的腳呈五角形，就像棒球的本壘板。後來我去榮總動手術，腳痛好了一點。醫師吩咐我出院後要靜養休息，但出院第二天，我還是回去做生意了。
儘管我的人生很辛苦，但我從沒想過要自殺或放棄自己。我覺得，自己仍有使命尚未完成。錢，就像雨水一樣，有時好，有時不好。需要它時，一滴也沒有；不需要它時，多到氾濫成災。
我四十三歲時，爸爸過世了。他的一生和我很像，從小就為全家犧牲，可是還是兩手一攤就去了，「財」留下多少？我不知道。至於「德」，至少我還記得他為這個家庭打拚過。這個時候，錢有什麼用？有錢能怎麼樣？
爸爸走了沒多久，我以他的名義，捐了新臺幣一百萬元給佛光山。這樣做，我心裏會比較平靜、放心。雖然我平常很省，但對於香油、奉獻、化緣，我從來都很大方。後來，我看到一些出家人的言行並不符合佛教的規矩，我決定「做善事，自己來」，把錢捐給真正需要幫助的人。
從民國八十五年開始，我每年固定捐錢給臺東的阿尼色弗兒童之家，認養孩子，幫助他們上學。每次看到那些孩童高興的樣子，我的心好像忽然被打開了，從裏面冒出一種說不出來、很深的快樂，這是一種美妙又奇特的感受。本來我晚上回到家裏，常會想太多事情而睡不好，結果，那一天，我睡得很好、很香、很沈，都不會胡思亂想。
我很高興，至少錢可以做到這麼好的事。
民國九十五年時，我聽說阿尼色弗兒童之家要在南投埔里蓋分院，但經費不足。我心裏想，自己能夠幫什麼忙？因為民國八十九年、九十年，我一共捐了新臺幣五百五十萬元給仁愛國小，所以手邊的現金也不多了。但我想到，之前我標了一個會，有新臺幣一百萬元，可以拿去利用一下。
我請人帶話給阿尼色弗兒童之家的呂立漢院長，請他有空來找我，我要捐錢。他來菜市場，以為我只是要捐幾萬元，當他知道我要捐新臺幣一百萬元時，嚇了一大跳，因為從未有人一次捐那麼多錢。
想不到，這筆錢居然被倒掉了。當會頭的歐巴桑，前一天還來和我收會錢，第二天就聽人家說，她跑了。但我一向說話算話，說好要捐，就是要拿出錢來。我不敢向呂院長說明這個情況，只跟他說，錢要慢一、兩個月，並咬牙向朋友借了新臺幣一百萬元捐出去。這件事，直到《富比士》雜誌登出來以前，都沒有人知道。
有朋友問我，自己都沒錢了，何必還借錢去捐，難道是圖什麼回報嗎？我並不希望，也不喜歡這些孩子對我抱著要「報恩」的想法，或是記掛著要來看我，因為這會對他們造成一種心理壓力。我不喜歡幫助人卻造成別人的負擔。尤其在幫助人的過程中，我並非毫無所獲，我也得到了我要的回報。因為知道他們好，我就會好。
以前三弟生病時，全靠仁愛國小師生的愛心，我們才能把弟弟送進醫院。這份恩情，幾十年來，我不曾有一時一刻忘懷，也期許自己有能力時加倍償還。四十年來，我日夜不休息地做生意，也就是希望早日有能力把愛心傳承下去，幫助其他需要的人。
在民國八十九年捐出新臺幣一百萬元給仁愛國小設立急難救助金後，翌年，我又捐出新臺幣四百五十萬元蓋圖書館。四年後，位於仁愛國小的「陳樹菊圖書館」落成，是臺東地區小學唯一的一幢三層樓圖書館，裏頭有超過一萬八千本藏書。圖書館落成那天，我看見這幢美麗的樓房，嘴巴在笑，眼淚卻有一點想要掉下來。
捐錢的事情，引起了一些記者的注意，報社記者把我寫了好大一篇，登在頭版。起初我怕這些記者來採訪，會耽誤到我做生意，因此不太願意。所以，有時他們打電話來，我說沒兩句就掛掉了。
有一天我正在揀菜，忽然一下子跑來了一大堆記者，拚命對著我照相，他們七嘴八舌，說我得到《富比士》的獎……我說：「你們一定搞錯了。我又沒去比賽，怎麼會得獎？何況，我連《富比士》是什麼都不知道。」經過大家的解釋，我才搞懂，原來《富比士》是一本外國的雜誌，每年都會選一些捐錢或做慈善的人。今年他們列的「年度亞洲慈善英雄榜」中，有四十八人入榜，我居然也名列其中。
過了一個多月，又是一群人衝到我攤子前，我嚇到了，不知道這次發生了什麼事。熟識的記者告訴我：「你得到《時代》雜誌的大獎。」我打斷他，問：「什麼是《時代》雜誌？」原來這也是一本外國雜誌，把我選到「最具影響力的百大人物排行榜」中。怎麼我又得獎了？我只是個小人物，又沒捐多少錢，為什麼他們要一直給我獎？
後來，我看報紙上刊載了李安導演幫我寫的介紹。他說我捐錢的事，還提到我說過的一句話：「錢，要給有需要的人才有用。」並用「簡單平凡的慷慨」來說我。
他至少說對了一點：我很平凡。
當初得知《時代》雜誌選我為「百大影響人物」時，我還不以為然。我只是一個小小菜販，能力有限，只不過將自己用不到的錢捐給需要的人而已。
但從美國領獎後回到臺灣，我聽到了很多令人高興的消息。由於媒體大幅報導，社會上的小額捐款一下增加不少。我真的沒有想到，我做的一點小事，好像真的開始「影響」了一些人。
爸爸一天給我新臺幣十元養家，錢不夠得自己想辦法。我每天只能買一點米，卻要煮全家人一天吃的飯。若煮成乾飯，一定吃不飽，我只好拚命加水，煮成一大鍋稀飯。我總是儘量把米飯撈給家人吃，自己蹲在一旁喝米湯。有時候，怕家人不夠吃，我連米湯也不喝，就喝兩口水解解饑。至於配菜，則是偶爾煮一煮賣剩的青菜，此外就是豆腐乳和醬菜。
油也一樣要省，我每天固定買新臺幣五角花生油，只有罐子底薄薄的一層，絕不多買，免得用油時不小心多倒了浪費。不過即使再沒錢，我也會想辦法每天買魚給兄弟補充營養。只是人家買魚是秤斤秤兩，而我則是專挑人家看不上，以「毛」計價的小雜魚。
十三歲沒有媽媽了，踏進中央市場，我成了年紀最小的菜販。附近的攤販把我視為競爭者，自然不會有人願意教我怎麼做生意，我只能自己用眼睛去看、去學，看人家的蔬菜如何綁、排、放，觀察別人如何和客人互動。
剛開始賣菜時，我仍遵從爸爸的模式，賣蔥、薑、辣椒、竹筍四種農產品，其中以筍子的量最多。筍子不耐放，又要加工處理，於是我增加販售的菜色，也尋找增加收入的方式。
有一天，我發現買來的辣椒可能在採收時受了潮，賣相不好，以往這些菜只能丟掉，但我靈機一動，趁著中午日頭正大，將快壞的辣椒揀出來曝曬，兩三天後就成了辣椒乾。這件事讓我發覺，原來廢物也可以拿來賺錢，當下覺得前途寬廣，希望無窮。
此外，由於攤位能放的蔬菜有限，所以我買了一些貨架，既能擺放更多蔬菜，也方便客人拿菜；我同時也參考別人的擺設，試著找出最吸引顧客的排列組合……因為，我真的窮怕了。我想多賺點錢，保護全家不再為「窮」而擔驚受怕，或者受到侮辱。
媽媽之所以難產過世，就是因為沒錢繳醫院的保證金。母親的過世已讓我既驚且痛，不料我十九歲時，乖巧的三弟居然成了爸爸捧在手上的一盒骨灰。三弟的病來得很突然。有一天，他跑出去游泳，回來後忽然發高燒。我們以為他是受涼感冒，看醫師很貴，所以我們家人生病，通常只能吃成藥。但是三弟把家裏的感冒藥都吃光了，高燒仍然不退。我們緊張地將他送往醫院，醫師也不知道是什麼原因，建議我們將三弟送到臺大醫院檢查。為了籌措弟弟去臺北治病的費用，爸爸四處借錢碰壁，看到他辛苦奔波的樣子，實在很不忍心。
還好，社會不乏善心人。弟弟的班級導師黃順忠老師，很關心他的病情，每天來家裏探視慰問。他得知我們的窘境，發動了全校募捐，仁愛國小師生慷慨解囊，加上爸爸想盡辦法借來的錢，才把小弟送往臺大醫院治療。
儘管弟弟最後依然回天乏術，但黃順忠老師和仁愛國小師生的愛心，仍帶給了我們溫暖和光明，更在我心中播下了一顆「善」的種子。
我暗自許下心願：我們家已經有兩個人因為沒錢看病而死了，我一定要多賺錢，才能夠保護家人。我開始延長擺攤時間，從下午五、六點，到晚上八點、九點……最後直到凌晨一、兩點，我才收攤回家。稍微休息後，洗個澡、換件衣服，然後再回到市場繼續做生意。我的菜攤一天幾乎營業二十四小時，而且一年之中，我只有大年初一這天休息。
後來，我真的賺到錢了，卻發現有了錢之後，並不如自己所想像的興奮。因為我拚命賺錢，但賺了錢卻不會用。去享受美食嗎？本來我對吃就不講究，常常一天只吃一餐；好多人建議我去買一臺賓士來開，但我不會開車，也不認識路，再說，我已經習慣我的小摩托車了；我不愛玩，也不會玩，除了看病外，足跡沒離開過臺東。
原來，錢在不需要的人手上，只不過是一個數字而已。
但是，女人皆有愛美之心，我也不例外。有一次我看到一件舶來品的外套，那件外套價格很貴，但實在很好看，我一咬牙，買了下來。後來我鼓起勇氣，穿到菜市場，想不到，一位來買菜的太太卻說：「你穿的這件一定是仿的。」接著還說：「你們賣菜的，都是買便宜的地攤貨吧？這麼貴的名牌，你甘買得起？」聽了這話，我哭在心裏。
可是，我也不是什麼話都會忍下來。在臺東中央市場做生意的攤販幾乎人人知道，如果看到不順眼的事或人，我就會擺臭臉，甚至直接罵人。有一次，正在做生意時，一位小姐忽然跑來，對我說：「你很兇，會罵人。」我仔細看看她，覺得有點眼熟：「你被我罵過？」她點點頭。接著我想起來了：「你對婆婆很兇，然後被我罵，對不對？」她急忙說：「沒有，我們現在已經很好了。」聽她這麼說，我不由得笑了起來，心想如果罵人能夠把人罵好，我真的不介意多罵幾個人。
還有一次，一對婆媳來向我買菜。只見媳婦站在旁邊，不敢多說一句話，好像很怕婆婆的樣子。突然間，婆婆不知道為什麼突然生氣起來，大聲咒罵媳婦。在一旁的我，實在聽不下去了：「歐巴桑，你怎麼可以這樣子？」婆婆不領情，大聲說：「我是有什麼不對？」「恁想看嘜，」我說，「如果你的女兒做了人家媳婦，在菜市場裏被婆婆大聲責罵，做為母親的你，心裏會有何感受？」頓時她臉色變得很難看，菜也不買了，急急忙忙地往外走。
過了兩天，我又在菜市場看到那個媳婦。她一看到我，馬上過來擁抱我。原來，從那一天起，婆婆再也不胡亂罵她了。她向我道謝：「謝謝你和我婆婆講的話。」
本來以為事情告一段落了。過了幾天，一個年輕人也來找我，原來他是歐巴桑的兒子，特地來向我道謝：「你挽救了我的家庭。」他說，他一直夾在媽媽和太太中間，苦不堪言，自從我「教訓」過他媽媽後，婆媳關係居然逐漸變好了。
我的「兇」有很多種。對家人的「兇」、對朋友的「兇」、對顧客的「兇」、路見不平的「兇」，或是不願意被人欺負的「兇」……
對家人兇，我是沒辦法，不得不兇。從媽媽去世後，爸爸要賺錢養我們六個小孩，已經夠頭痛了，哪有時間去教小孩？所以大部分都是我在教。這責任很重，我想：「啊，他們的前途都在我手裏。一沒教好，豈不是把他們毀掉了嗎？」
為了保護家人，我也不得不兇。為了爸爸、哥哥、兩個弟弟，我曾經不只一次出頭和騙子、混混、黑道、債主談判。
長久以來，我已經習慣一個人承擔所有的事。我做牛做馬，照顧一家大小，碰到艱難的事要自己做主，一天幾乎工作二十四小時，就是要讓兄弟們過得好。久而久之，我似乎喪失了讓自己過好日子的能力。我習慣一天只吃一餐，菜單很固定，而且很便宜。一碗白飯，再倒上一罐麵筋，攪一攪，唏哩呼嚕就吃飽了。我並非故意要把自己弄得很苦，而是習慣成自然。
雖然我每天又忙又累，吃得既少又沒營養，也從不吃補品或營養品，可是我的身體一直很好，很少生病。直到有一天，我突然倒下了，被緊急送到醫院。醫師說我心臟多了一條血管，因此要格外小心，不能跑跳，也不能太緊張，否則血管會堵住。但我出了醫院，第二天就照樣去工作了。醫師跑來找我，看到我的第一句話就是：「你不要命了。」
除了心臟的問題之外，我的腳痛了二十幾年，這幾年再加上靜脈曲張與蜂窩性組織炎，更是嚴重，挪一步都會難過。我的個子很小，卻要常常搬動上百斤的菜簍，長期承擔過重的負荷，使腳趾外翻嚴重，而腳的外側和腳跟反覆受傷、潰爛，變成薄薄一塊，沒什麼肌肉支撐，形狀很不好看。我的腳呈五角形，就像棒球的本壘板。後來我去榮總動手術，腳痛好了一點。醫師吩咐我出院後要靜養休息，但出院第二天，我還是回去做生意了。
儘管我的人生很辛苦，但我從沒想過要自殺或放棄自己。我覺得，自己仍有使命尚未完成。錢，就像雨水一樣，有時好，有時不好。需要它時，一滴也沒有；不需要它時，多到氾濫成災。
我四十三歲時，爸爸過世了。他的一生和我很像，從小就為全家犧牲，可是還是兩手一攤就去了，「財」留下多少？我不知道。至於「德」，至少我還記得他為這個家庭打拚過。這個時候，錢有什麼用？有錢能怎麼樣？
爸爸走了沒多久，我以他的名義，捐了新臺幣一百萬元給佛光山。這樣做，我心裏會比較平靜、放心。雖然我平常很省，但對於香油、奉獻、化緣，我從來都很大方。後來，我看到一些出家人的言行並不符合佛教的規矩，我決定「做善事，自己來」，把錢捐給真正需要幫助的人。
從民國八十五年開始，我每年固定捐錢給臺東的阿尼色弗兒童之家，認養孩子，幫助他們上學。每次看到那些孩童高興的樣子，我的心好像忽然被打開了，從裏面冒出一種說不出來、很深的快樂，這是一種美妙又奇特的感受。本來我晚上回到家裏，常會想太多事情而睡不好，結果，那一天，我睡得很好、很香、很沈，都不會胡思亂想。
我很高興，至少錢可以做到這麼好的事。
民國九十五年時，我聽說阿尼色弗兒童之家要在南投埔里蓋分院，但經費不足。我心裏想，自己能夠幫什麼忙？因為民國八十九年、九十年，我一共捐了新臺幣五百五十萬元給仁愛國小，所以手邊的現金也不多了。但我想到，之前我標了一個會，有新臺幣一百萬元，可以拿去利用一下。
我請人帶話給阿尼色弗兒童之家的呂立漢院長，請他有空來找我，我要捐錢。他來菜市場，以為我只是要捐幾萬元，當他知道我要捐新臺幣一百萬元時，嚇了一大跳，因為從未有人一次捐那麼多錢。
想不到，這筆錢居然被倒掉了。當會頭的歐巴桑，前一天還來和我收會錢，第二天就聽人家說，她跑了。但我一向說話算話，說好要捐，就是要拿出錢來。我不敢向呂院長說明這個情況，只跟他說，錢要慢一、兩個月，並咬牙向朋友借了新臺幣一百萬元捐出去。這件事，直到《富比士》雜誌登出來以前，都沒有人知道。
有朋友問我，自己都沒錢了，何必還借錢去捐，難道是圖什麼回報嗎？我並不希望，也不喜歡這些孩子對我抱著要「報恩」的想法，或是記掛著要來看我，因為這會對他們造成一種心理壓力。我不喜歡幫助人卻造成別人的負擔。尤其在幫助人的過程中，我並非毫無所獲，我也得到了我要的回報。因為知道他們好，我就會好。
以前三弟生病時，全靠仁愛國小師生的愛心，我們才能把弟弟送進醫院。這份恩情，幾十年來，我不曾有一時一刻忘懷，也期許自己有能力時加倍償還。四十年來，我日夜不休息地做生意，也就是希望早日有能力把愛心傳承下去，幫助其他需要的人。
在民國八十九年捐出新臺幣一百萬元給仁愛國小設立急難救助金後，翌年，我又捐出新臺幣四百五十萬元蓋圖書館。四年後，位於仁愛國小的「陳樹菊圖書館」落成，是臺東地區小學唯一的一幢三層樓圖書館，裏頭有超過一萬八千本藏書。圖書館落成那天，我看見這幢美麗的樓房，嘴巴在笑，眼淚卻有一點想要掉下來。
捐錢的事情，引起了一些記者的注意，報社記者把我寫了好大一篇，登在頭版。起初我怕這些記者來採訪，會耽誤到我做生意，因此不太願意。所以，有時他們打電話來，我說沒兩句就掛掉了。
有一天我正在揀菜，忽然一下子跑來了一大堆記者，拚命對著我照相，他們七嘴八舌，說我得到《富比士》的獎……我說：「你們一定搞錯了。我又沒去比賽，怎麼會得獎？何況，我連《富比士》是什麼都不知道。」經過大家的解釋，我才搞懂，原來《富比士》是一本外國的雜誌，每年都會選一些捐錢或做慈善的人。今年他們列的「年度亞洲慈善英雄榜」中，有四十八人入榜，我居然也名列其中。
過了一個多月，又是一群人衝到我攤子前，我嚇到了，不知道這次發生了什麼事。熟識的記者告訴我：「你得到《時代》雜誌的大獎。」我打斷他，問：「什麼是《時代》雜誌？」原來這也是一本外國雜誌，把我選到「最具影響力的百大人物排行榜」中。怎麼我又得獎了？我只是個小人物，又沒捐多少錢，為什麼他們要一直給我獎？
後來，我看報紙上刊載了李安導演幫我寫的介紹。他說我捐錢的事，還提到我說過的一句話：「錢，要給有需要的人才有用。」並用「簡單平凡的慷慨」來說我。
他至少說對了一點：我很平凡。
當初得知《時代》雜誌選我為「百大影響人物」時，我還不以為然。我只是一個小小菜販，能力有限，只不過將自己用不到的錢捐給需要的人而已。
但從美國領獎後回到臺灣，我聽到了很多令人高興的消息。由於媒體大幅報導，社會上的小額捐款一下增加不少。我真的沒有想到，我做的一點小事，好像真的開始「影響」了一些人。
